楚雄市历史文化名人

李启东（1503～1552年）　　　字元叔，又字伯宿，明弘治癸亥年七月二日，生于楚雄鹿城。祖籍江西庐陵。曾祖李思存由黄州通判移任楚雄，遂定居于楚。父李鸿，明朝岁贡，赠奉政大夫。李启东天资颖异，强记忆，博览百家，少入邑庠，文思敏捷，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学使郑良贵称之为奇才。后考入龙岗书院，知府祝宏舒（温江进士）阅其卷，称之为“屠龙手”。嘉靖辛卯（1531年）乡试，考取第三名。壬辰（1532年）赴京会试，考取二甲一名，称传胪，授兵部武选司主事。
其时，选将无准绳，各级官吏徇私舞弊，各行其是。李启东遂著《选法纪律节要》，呈请兵部，颁布遵循。次年八月，其父卒，回楚雄奔丧，有武官重其名望，托亲友馈赠金银，启东拒不受。服丧3年，丙申（1536年）春，回京补职。适逢朝廷大兴土木，建造慈庆、慈宁二宫，兵部荐其为督工。是时，武定侯主其事，借营建之机，肆意贪污，中饱私囊。启东不畏权势，严稽无怠，一年节省营建费几十万两。庚戌（1550年）春，补职车驾主事，督太仆马政，寻升员外提督宿卫。次年十月，晋升南京礼部主客司郎中。壬子（1552年）八月二十四日病卒，给事中万岑南为其料理后事，检点行囊，积蓄仅官俸十金，清白之操，至死不渝。

杨畏知　　　　字介甫，陕西宝鸡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以保举特用，历官云南副使，分巡金沧道（金沙江、澜沧江）。乙酉年（1645年）九月，元谋土知县吾必奎反明，接连攻陷禄丰、广通、楚雄等地，占据楚雄城近20天。杨畏知自大理率兵攻克楚雄，讨平吾必奎。退兵之日，楚雄士民“攀辕遮道”恳留，于是移驻楚雄。
同年十二月，王弄山（开远）长官司沙定洲奉命参与平吾必奎之乱，进军昆明，按兵不动。吾必奎平定之后，沙定洲进占沐国公府，沐天波逃往滇西，母及妻自焚。杨畏知闻讯，即整兵备战。沐天波逃至楚雄时，杨畏知对他说：“楚雄元气未复，如沙定洲凭借昆明精锐来攻，很难固守；永昌关隘重重，安全无虞。”沐天波于是投奔永昌。沙定洲兵临楚雄，杨畏知亲自坐镇北门，对沙定洲说：“现在情况不明，顺逆未分，不便开城接纳，等你平定永昌转回来，那时朝廷的旨意下了，我再以下属司道的礼仪迎接你。”于是沙定洲军绕过楚雄，分兵攻击大理、蒙化、进攻永昌。杨畏知乘间整修城濠，迁移附廓百姓，又飞调临近军队集中楚雄，积极备战。沙定洲攻永昌不下，得知楚雄消息，恐断其后路，于是回兵攻楚雄。沙军重兵围城，又以大炮轰城，杨畏知坚守。各府县和土司接到命令后都派兵应援，沙定洲担心老家有失，解围东去。
沙定洲攻占石屏、宁州、嶍峨（峨山）后，又回军围攻楚雄，分兵72营，重重围困。杨畏知率军民奋力坚守。时农民军大西军已由川入滇，杨言为黔国公焦夫人报仇，沙定洲再次撤离楚雄。孙可望率大西军破曲靖，进入昆明，沙定洲逃回阿迷州（开远）。大西军继续西进，杨畏知率兵御于禄丰启明桥，兵败投水未死，孙可望下马劝慰他，说大西军“联明抗清”，希望他能合作，并折箭为誓。杨畏知约以三事：不用献忠年号，仍尊明朝；不杀百姓；不掳妇女。孙可望应诺，于是同回楚雄，收复西路八府，兵不血刃。
清顺治八年（1651年），大西军首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之间有矛盾，孙渴望得到王封，庶可相制。于是遣杨畏知、龚彝赴肇庆进表请王封。当时桂王朱由榔驻肇庆，孙可望希望封为秦王，桂王未能满足其要求；杨畏知一贯尊主行事，因而受迁怒。孙可望“使人召贵阳而责数之。畏知大愤，除头上冠击可望，遂被杀”，赐谥忠节。楚雄人感激他守城保民之功，立祠以祀。
楚雄举人刘联声写过两首《吊杨文烈公》诗：
（一）
带砺山河三百年，一朝烽火逼南滇。
孤军独振重围解，功在朝廷业在边。
（二）
神州沦没在当年，孤军犹撑半壁天。
穷老文章心力在，空将血泪染啼鹃。


读体（1601～1679年）　　　　号见月，俗姓许，楚雄县人。14岁父母双亡，27岁伯父去世。少好游，曾到金沙江、甸尾等地，因羡慕赤松子，遂出家当道士。三年后遇一老僧，授以《华严经》一部，研读后，幡然有悟，舍道入佛。32岁从宝洪山亮如法师剃度，法名读体。
读体因慕三昧法师，一年后乃携瓢笠东行，“不惮艰辛，往求戒法，凡两渡大江，茧足万里”（《新纂云南通志》）。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到镇江海潮庵，第二年从三昧受具足戒（别称“大戒”，正式取得僧尼资格），继而随三昧传戒诸方，开始阅读律藏，为各方所推重。38岁入金陵宝华山，被提拔为监院，并为众讲戒，“析义释文，口若悬河，座下千人，罔不叹服”（《中国佛教史》）。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昧将圆寂，以衣钵戒本授读体，继承法席。从此住持宝华寺30余年，重建殿阁，筑石戒坛，定制每年春冬传戒，寺规整肃，成为各方范榜。
顺治三年（1646年），清兵借口“华山通贼”，派兵围寺，捕去了许多寺僧。读体至诚无畏，从容应付，在如林剑戟之前，他合掌而立，三问三答，讲清事由。清将被他的申述折服，释放了僧人，还了田地，给帖护持，使宝华山转危为安。
康熙十一年（1672年），江南大饥，读体募化赈粥50多日，救活饥民数以万计（《新纂云南通志》）。
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二十二日圆寂，终年79岁。其著述有《大乘玄义》、《毗尼止持会集》、《毗尼作持续释》、《毗尼日用切要》、《黑白布萨》、《药师忏法》、《剃度正范》、《传戒正范》、《僧行轨则》、《三反五八戒正范》、《教戒尼正范》、《幽冥戒正范》、《沙弥律议要略》等传世。
读体弘戒数十年，戒弟子以数万计，法嗣亦有数十人，近世律宗之重兴，至读体集大成，法席之盛，近古以来未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也较为显著。王铁成《佛教律宗巨匠读体》一文中说：“综观云南历史，历代为僧，于佛教及其理论上成就最大者，莫过于见月律师，为国内佛学专著所广泛肯定的也只有见月一人。”

刘联声　　　　字毅庵，楚雄县人，生卒年不详。明永历十一年（1657年）丁酉乡试中举，次年十二月清军入滇，永历帝仓惶西逃，未授职便经历亡国之痛。他不肯趋附新贵，不赴试，不受官，专心近古体诗创作，成为云南明未清初著名诗人。
刘联声早期的诗，多以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为题，抒写民族气节。或托物寄兴，或借景寓情，或吊古伤今，个人家国身世之感每融于篇中。笔力苍劲，意境沉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到了晚年，清王朝政权得到巩固，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他开始从偏见中解脱出来，从实际生活的体验中逐渐走向现实，写了一些描绘家乡景物、思想各级、情景交融的好诗。其诗风“出入于唐宋之间“，反映了明未清初一大批知识分子思想的经历过程。
登峨峰有感
峨峰高出万峰群，俯瞟川原日影曛。
复阁夹城双塔近，危桥截水一江分。
书藏古洞人何在？石响空山客不闻。
惆怅当年欢笑处，苍苔一片枕闲云。
康熙十三年（1674年）刘联声参加重修《楚雄府志》，为后世留下一部宝贵的史料。他的诗集《脉望斋诗草》曾于清初刊刻问世，“乾隆中被列入违碍书籍类，奏毁数次“，幸《滇南诗略》录诗32首，《滇诗拾遗补》录诗12首。清末，李根源辑录刘诗，编为《脉望斋残稿》，发表于《国粹学报》64期。《阿盖妃》一诗，记述梁王暗杀段功一事梗概，后来郭沫若根据此诗创作了《孔雀胆》。

池生春（1798～1836年）　　　　字龠庭，别号剑芝，楚雄鹿城人，为明清楚雄“八大翰林”之一。他出生在一个穷秀才家庭，12岁人邑庠，后补廪生，21岁中举，25岁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又授编修。清道光八年（1828年），出任陕西主考官，不久又被提拔为南书房行走。道光十二年（1832年），被简放广西提督学政。道光十六年 (1836年），升为国子监司业，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
池生春早在楚雄龙泉书院读书时，就有神童之称，且少有大志，不同凡响。及长，学识品德渐渐有名，得到知府宋湘的器重，经济上给他帮助，为他提供深造条件。三年后，进人昆明五华书院，不久，成为书院主讲刘大绅的得意门生，跻身“五华五子”之列。这期间，他写过一些抒写胸襟抱负，描绘自然风光的诗，颇有文采和气度，收入《五华五子诗钞》。由于他出身“微贱”，从小从事劳动，因此他对劳动人民比较同情和尊重，感情与劳动人民比较接近。他在《志不在温饱论》中说：“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艺作为器用，吾得而用之；披坚执锐以守土，吾得而安之”，他认为农工兵都是有功之人，自己也应有功于世。基于这种思想，他为官清廉，供职恭谨。道光八年 (1828年），他奉旨主持陕西乡试，热情接待考生，到处走访，体察民情，留心地方山川民俗，写下了《入秦日记》和《直庐记》。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被任命为广西提督学政时，发现南宁等府土官枉法，索取考生贿赂，致使边僻子弟被拒于学门之外。他向礼部上书，将原来由土官任主考改为流官。他主持学政期间，锐意改革，兴办教育，先后创办了十余所书院，经费不足，就用自己官俸添补，使边僻子弟也能就学。道光十四年（1834年），按例更换学政，因他功绩显著，继续留任，道光帝赐他《西域战图》一幅，以示嘉奖。
池生春一生，勤学奋著，留下不少传世佳作。除《入秦日记》、《直庐记》外，尚有《池司业遗稿》、《池司业遗集》等。

李维述　　　　字信古，晚清时楚雄东瓜上章村人，生卒年月不详。
李早年中过秀才，亦通文墨，勇力过人，工于心计。后以其父所积之资，经营马帮贩运，于迤西沿途开设马店，骡马多达99匹，并购置田产，剥削农民，逐渐致富。
19世纪中叶，由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加剧，云南爆发了遍及全省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李维述趁势而起，招募丁壮，举办团练，效忠于清廷。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杜文秀登坛拜帅，建立大理政权。十年（1860年）三月，杜文秀密约马如龙出师迤西，以断清军后路。四月二十二日，马如龙攻克楚雄城，随即分兵攻占南安（今双柏县）、镇南（今南华县）、定远（今牟定县）三州县。清军将领褚克昌腹背受敌，被迫退守云南县（今祥云县）。这时，李维述认为有机可投，遂绕道往见，被褚封为楚雄协都司，回楚号召八界乡勇，进攻楚雄城，未克，退守妥甸，伺机出击。李维述从此与义军为敌，屡建“功勋”，迁参将，补协镇，署总兵。
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杜文秀遣大司戎马国春再攻楚雄。当时，李维述与副将杨国发据城顽抗月余，粮尽援绝，遂佯装议和，以麻痹马部官兵。同时，暗中藏其母于木棺内，以铜锣号声为掩护，假作出殡，乘机偕知府黄紫诏弃城窜奔昆明，被追究失城责任，免职。
同治七年（1868年），杜文秀率20万大军围省垣，兵临城下。李维述力助总兵马如龙（1862年降清）守城，屠杀为义军内应的大批回族将士合国安、马云龙、马学林等。省城围解，李维述官复原职。
同治八年（1869年）春，随布政使岑毓英攻陷杨林，李维述乘势攻下一撮缨、肖家山。又与岑毓宝破石虎岗，打通省城粮道，随即攻占罗平、楚雄、南安及黑井、琅井、元永井三井。此时，滇西告急，岑毓英认为咎在诸将不和，遂令杨玉科、李维述分别主持大理、丽江及云南（祥云）、蒙化（巍山）、赵州（凤仪）军事。同治九年（1870年）三月，李维述进攻镇南，至八月二十五日攻陷，同治帝赐予白玉戒指，他受宠若惊，愈加死心塌地地效忠清室。
同治十年（1871）七月，李维述派协镇沈朝觐、张宗久攻云南县城（祥云），阴雨粮绝，沈朝觐战死；陈定邦攻弥渡，中伏丧命。云南县久攻不下，弥渡又旋得旋失，李维述与杨玉科商定，传令诸军坚守勿出，待秋后整军再战。届时，果然攻下云南县（祥云）、弥渡，又与杨玉科会军蒙化、赵州。同治十一年（1872年），杨玉科攻取大理；李维述率兵攻陷蒙化大围埂。次年，攻陷小围埂，官至腾越镇总兵。十二年（1873年）五月三日，李维述督军攻陷腾越厅城，进而占领全境。钦赐勇号“达春巴图鲁”，封镇威将军，赏云骑尉世职。
同治十三年（1874年），柳映苍于乌索寨复举义旗，李维述率兵往攻，未下。时其母亡，回乡奔丧，死于家中。
李维述从镇压各族人民大起义的血泊中起家，官至总兵。晚年在家乡广置田产，大兴土木，曾首倡重建观音寺、关帝庙、大慈寺、神龙祠、东岳庙、马王庙、金蝉寺等，并于雁塔山下新建雁峰书院，延师讲学。

张士进（1835--1873年）　　　　字升之，祖居楚雄张家湾，和睦乡里，诚交宾朋。张士进早失父母，祖母昼耕夜绩，躬亲抚养。妻康氏，上孝翁姑，下育子女，外应乡邻，内理家政，亲族里党均称其贤，躬耕自持，家道渐丰。
清咸丰年间，各族人民大起义遍及全滇。为控制迤西咽喉，清军与义军在楚雄几经争战，村寨丘墟，田地荒芜，人民转徙于深谷。避难途中，张士进痛失祖母，悲伤不已。其妻康氏劝他说：战乱如此严重，悲痛和逃避又有什么用？功名出于乱世，何不趁此有所作为。张士进然其言，召集各村丁壮，组织团练，护卫乡里，以图自保。其时，李维述崛起于上章（今东瓜镇），招兵马，结义勇。张士进遂与李维述、沈朝觐、张宗久等人相约，结为兄弟，聚众而起，保境安民，效忠清室。李维述最长为兄，张士进序齿以六为弟。
张士进战则身先士卒，居则谋划运筹，为李维述所倚重，视若腹心。命他以团首督乡兵，复楚雄，解省围，攻禄丰，收三井（黑井、琅井、元永井），拔广通，叙功以把总升任守备。同治年间，率偏师攻下镇南、蒙化、云南县等处，升任游击，加副将衔。旋即率师绕道，从义军手中再次攻下广通、楚雄，累功加提督衔，任总兵之职，权理楚雄协副将。因镇压起义有功，钦赐“珠尔杭巴图鲁”称号，封建威将军。咸同起义战乱平息之后，张士进力安桑梓，招抚流亡，振兴文教，与民休息，适应了人民乱后求安的心情。同治癸酉中秋，逝于任所。

果成（1821--1897年）　　　　晚清时人，祖籍山东，俗姓黄，法名转功，字果成，又字香海。
6岁出家华严寺（位于今西云乡紫峨山上，明隆庆三年建，已毁），研习佛法之余，借书画以陶冶性情。初学以郑所南书画为范本，摩研深透，得其精髓，后广师各家，兼收并蓄，自成一格。且栽竹种兰，以之为友，朝夕相伴，细观默察，领略其风姿神韵。故每挥毫作画，已兰竹在胸，尤以画兰见长。青壮年时期，仅凭一领袈裟，一只画笔，云游四海，浪迹名山古刹。曾长期驻留峨嵋、武当、普陀诸山，拜师访友，眼界豁然开阔，佛法艺事随之精进。一次，过镇江金山寺，寺僧早备纸砚以待，果成见此技痒，即兴写下一幅“悬岩回风”的兰草。时逢巡抚某来游，见此捋须沉吟，赞赏不已。遂邀果成至府，尊为上宾，留其长住，切磋艺事。果成婉言谢绝，巡抚乃赠金助游。清光绪初年，果成罢游回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寿终，享年76岁。现楚雄西山有果成墓，峨碌公园建有果成苑，收藏果成作品颇多。
果成纯以水墨作画，不施丹彩，形成了清淡飘逸、隽秀自然的艺术风格，以“果成兰”闻名全滇。其兰草俱不画根，有人说他是以此象征出家人断绝尘缘，不要子孙。其画不题上款，也常不落朝代年月，下款只落“果成”或“转功之印”、“紫溪山人”、“香海道人”、“鸣凤山人”、“憨僧”、等等。另有“归于平淡”、“曾游西湖”、“平生一片心”、“会心君”等闲章数枚。果成工画善诗，诗画相映成趣，其题画诗有云：“屈宋文章草木高，千秋兰谱压风骚。如何烂贱从人卖，十字街头论担挑。”又：“春兰末了夏兰开，万事催人莫要呆。阅尽荣枯是盆盎，几回拔去几回栽。”亦有题句云：“莫谓石中无美玉，须知草里有兰香。”其志趣、情操可见一斑。
果成生前常与楚雄名人学士交游，翰墨情笃。圆寂后，其书画弟子陆筱山出资，将其遗骸葬于城西峨碌山。举人窦儒珍题诗于其墓碑云：“翠竹黄花性，传闻早出群。钵分龙井水，锡挂鹿城云。作画通禅意，谈经远俗氛。楚江众弟子，遥拜墓门熏。”对果成的生平及影响作了简约描述。
果成僧徒福慧，礼佛之余，亦善画兰竹，成就虽不及其师，但亦有风味。福慧且善编竹烘笼，精巧易售，常往返于紫溪山与鹿城之间，自食其力。

宋常泰　　　　民间雕塑家，生于清咸丰年间，卒于民国中期，楚雄鹿城人。其家境贫寒，识字不多，生性好动，极富模仿力，从小爱玩泥巴，弄得满身污秽，为此经常挨打，打后依然如故。父母无奈，找瞎子为之算命，据说是木命，“离土不活”，故不敢硬逼，只好听之任之。
年幼时与小伙伴一起玩耍，他总要掘土和泥，捏些鸟兽虫鱼、文官武将；或凭想象，捏出鬼怪神佛，奇禽异兽，逗得大伙捧腹大笑。稍长，每逢庙会或赶集，他就摆个泥人摊凑热闹，找点零花钱贴补家用，父母十分欢喜。青年时期，他已小有名气，时时有人登门求售，或应约为人捏像。若逢外出，他必访游名山古刹、宝寺丛林，常常流连忘返，一尊尊塑像都要瞧个仔细。遇有特出者，一看就几个时辰，并默记心里，回家后立即凭记忆捏出。有时不尽如意，他便找机会带上软泥再到寺庙，望着塑像捏出，直到满意为止。宋常泰醉心泥塑，如痴如迷，经过数十年积累，各种宗教人物形象烂熟于胸，呼之欲出。加之有得心应手的泥捏功夫，平时遇到相貌古拙奇异，个性独特鲜明的人物，他都格外留意，或随手捏出，细心保存，闲时则拿出来细细品玩。
随着生活积累的丰富和技艺的日臻成熟，宋常泰从捏小泥人发展到雕塑大型佛像。在鹿城，曾先后雕塑大慈寺观音，古山寺十大雷神，三皇庙伏羲、神农、轩辕，以及药王、吕祖等塑像，无不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其彩画，用料精选，配制考究，色泽鲜亮，历数年而色不变。据本地老人回忆，古山寺一堂雷神，个个狰狞凶恶，而又面目姿态各异，手持各式刀兵法器，无一雷同，似乎真有呼风唤雨，作雷闪电之灵。整组雕塑除在凶猛暴戾中力求同中之异外，还注意整体的配合呼应，造成一种崩山裂地的气势和凛然可怖的氛围，让人一看不禁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此后，宋常泰以杰出的雕塑技艺闻名遐迩，曾被邀请到双柏、蒙自等地塑像，受到信徒们的敬重和群众的欢迎。

杨永龄（？—1919年）　　　　字以久，楚雄市子午镇头村人。毕业于云南省立师范学校。民国8年（1919年），任楚雄县劝学所所长，兼任高等小学堂国文教员。任职期间，热心地方教育的改良，教学认真负责，深受地方人士及学校师生的爱戴，亦为守旧的顽固势力所不容。楚雄县乙种蚕桑学校校长丁作章嗜赌成性，将养蚕所经费输光，杨不得已将学校停办；丁作章又盗用杨以久等人名义，保举谋官，亦为杨揭穿，以致县长收回成命，阴谋不能得逞。丁怀恨在心，勾结两个兄弟做帮手，将杨以久杀害。杀人事件震动楚雄城乡，教界同仁，无不悲愤，积极协助政府破案，将凶手缉拿法办。
杨以久生前热爱地方戏曲。楚雄子午、东华地区，花灯、滇戏演唱活动较为活跃，是楚雄花灯发源地之一。杨以久生于斯，长于斯，自幼受花灯、滇戏艺术的熏陶，对传统戏曲寓教于乐的作用有较深的了解，同时对旧戏曲种种弊端感受亦多，曾撰写论文《戏曲改良说》，阐述自己的见解。他的关于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关系的文章，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附：戏曲改良说
生千载之下，可以睹千载以上英雄之懋迹；居一隅之内，可以观全国以内风俗之良否，非戏曲不为功。戏曲之于人，增智识，舒心志，其益固多。然引人于邪，导人于恶，其害亦大，此戏曲之所以急宜改良者也！其优戏之场，人所乐观，若演之不得其宜，使一般往观之人，堕坏于冥冥之中，其甚误也。故凡演者，必有关于社会之进化，人群之公益；摹亡国之惨，以唤起人民有爱国之心；写专制之毒，以诱起人民有共和之志。如此，则可以补助教育之不逮也。演说家虽口焦舌敝，而人不关心，一观舞台之事迹，即印诸脑，此戏曲之功，驾乎演说之上。方今共和成立，欲维树人心，则改良戏曲安可缓乎？愿有心者急图之。

韦文明（1871-1923年） 字丽南，楚雄鹿城人。早年受业于楚雄举人李炳泰门下，清光绪考中己酉科拔贡。废科举后进入云南省师范学堂，毕业后，历任楚雄高等小学校长、教育会长及县立中学教员，服务桑梓，献身教育，终生不懈。
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楚雄废除书院，兴办学堂，时值楚雄高等小学创办，韦文明为兴办地方教育，四处奔走，筹措经费，惨淡经营。新建大教室四间，学生宿舍楼房一列，约百余间，以及厨房、厕所、桌凳、床铺等设施，学校始具规模，为农村学生和城区部分学生住校就读提供了条件。为宣传科学知识，扩大新学影响，他利用端午节郊游习俗，在新建教室内举办人体模型、动物植物矿物标本、声光化电仪器展览，以供游人参观。这一首创性文化活动，受到社会广泛赞誉。民国2年（1913年），学校师资严重匮乏，为发展地方教育，县于原考棚旧址筹建师范讲习所，韦文明复主其事，招收高等小学毕业生，学习一年，毕业合格者推荐到各国民小学任职。自此，城乡师资始有来源，推进了地方教育的发展。韦文明兴学执教，尤其注重人才的培养，凡是品学兼优者，他均奖掖提携，让其继续深造上进。由于他教育成绩显著，省政府曾于民国2年和11年，分别以“兴学罔懈”及“志存作育”巨匾相赠，予以表彰嘉奖。县长刘国藩也曾以“选拔”匾额一块，“孝友传家，一树荆花多乐趣；诗书继世，满城桃李属春风”木刻楹联一副相送，以表达其感佩之情。
韦文明素重德行，性格敦厚儒雅，处世对人谦和礼让，从不与人争执，平生本着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服务桑梓教育，深受学校师生爱戴和社会人士敬重。民国12年（1923年）4月染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52岁。韦氏祖孙三代，从事教育事业者至今不下20余人，堪称一方书香门第，教育世家。

李德芬（1867--1928年）　　　　字洁清，楚雄鹿城人，清庠生。15岁即任教于茅草坪村，后改习文犊，在楚雄实业所任文犊会计出纳期间，办事干练。民国6年（1917年），擢升为实业所长兼和丰义仓管理员。是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谷价大跌。李德芬恐谷贱伤农，建议将义仓放商生息款收回，购买新谷，以备荒年之用。经县长批准，只此一举，仓廪皆满，农民也从中得到了好处。
李德芬热心于实业，开办蚕桑训练班，招收各乡学生教授栽桑、养蚕及缫丝技术，并开垦荒地，培植桑苗。学生劳动所得，充作培训经费，一年学习期满，每人发给桑苗百千棵，带回栽种。同时，倡议兴办平民织布厂，主其事。向和丰义仓借款1700元作基金，购置设备，聘请技师，招收学徒，传授染织技术，使染织技术得到推广。他还倡导植树造林，实业所收购采集柏树、麻栗树籽种，广为分发，点播于雁塔山、南门坡、双包营及万家坝等山地。幼树成片，新绿可人，又召集各区乡观摩学习，以示推广。李德芬兴办实业，对发展楚雄城乡经济有所贡献，受到民众赞誉，声望日高，由此招来攻击。乡绅以清查织布工厂帐目为由，罗织“把持公务，侵吞公款”，“植树造林，破坏风水”等罪名上告。李德芬遂被当局拘捕，入狱关押2年又判刑10年。李德芬上诉云南高等法院，拖延一年后改判无罪释放，出狱后在家赋闲。民国17年（1928年），县团总黄正朝又控告李德芬贪污义仓积谷100石，复陷囹圄，狱中染病保释就医。同年，死于家中。

杨应华（1900--1932年）　　　　字春波，楚雄市腰站街人。1918年考人昆明云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次年“五四”运动爆发，昆明学生运动蓬勃开展，杨应华是省中学生自治会骨干，带头参加游行示威，焚烧日货。同时，参加省学联编辑的《滇潮》月刊，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并利用假期组织话剧团上街演出，创办业余夜校，自己担任校长，为青少年补习功课，宣传进步思想。
1923年，省立一中毕业后，杨应华为反对包办婚姻，冲破封建家庭束缚，在亲友帮助下凑得30块银元，于1924年春毅然离家出走。到上海后，他节衣缩食，边温习功课；边撰文助读。192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同年冬，参加云南旅京学生的进步组织“新滇社”，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北京学生联合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北京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杨应华、杨青田等“新滇社”成员被迫转移上海，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们互相砥砺，甘苦与共，坚持革命活动。应华长期失业，仅以稿费维持生活。他深入工厂、社会调查，在《中华日报》等报刊上撰文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行径，在白色恐怖和贫病交加的情况下顽强战斗。
1932年10月4日，因肺结核、胃溃疡并发，病故于上海愚园路住所。“新滇社”成一员傅诚之出面募捐，将其遗体安葬于虹桥路口云南墓地，年仅32岁。
杨应华生前写下两本笔记，大部分今已散失，部分为其子杨光俊（现为云南大学校长）珍藏。《日记》记录了“一二八”松护抗战情况，尖锐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热情赞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的英勇精神，怒斥帝国主义列强狼狈为奸，妄图灭亡中国的阴谋。同时记录了作者典衣当物，无米断炊的生活窘况。这是作者准备完成的《“一二八”松沪抗战史实纪要》一书所收集的资料。

程杲（1905-1934年）　　　　原名楫昌，字熙文，陆良旧州人。1925年考入云南东陆大学预科，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毕业于该校。
1928年云南地下党根据“八七” 议精神，让程杲介绍地下党员到陆良旧州，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工作。1930年农历7月16日，程杲参加陆良暴动，后任中共昆明市委委员。1931年4月在昆明被捕。在敌人酷刑拷打和“美人计”面前，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经昆明市长熊从周（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营救，方得保释出狱。出狱后，省民政厅长丁兆冠认为程杲是难得的人才，先后委任为禄丰、禄劝县长，均被拒绝。其父劝他说：“出任县长，即使不能发大财，也可以把供你读书卖了的田地赎回来。”他回答父亲说：“我的事自有主意，家里不必操心。”
1932年8月楚雄中学创立，同学孟立人任校长，聘请他为教务主任。创办伊始，孟立人生病，校务全由程杲主持。待孟立人病愈回校，“则一切规划，条理井然矣”。当时校园荒芜，满地杂草荆棘，课余程杲带领学生到龙川江挑沙抬石筑路，两旁植树，并命名为“五一路”，用以纪念工人阶级的伟大节日，至今老树蓊郁，参天挺立。师生在纪念他的文章中说：“程先生不是唱高调的，是实地工作的，他主张教育生产化、社会化、平民化、纪律化”、“于事见无不言，言无不行，行无不果，校务得以蒸蒸上理’，。
程杲学识渊博，举止文雅，平易近人，深受学生拥戴。他结合语文、历史课的教学，传播马列主义，宣传进步思想，教导学生“努力向学，将来走入社会，切不可盲从，免为贪官的走狗，土豪的后援；须时时领导人民走光明的途程，打破一切恶势力”。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历史的演变，朝代的更替，阐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宣传无神论，力主破除封建迷信，两次发动“拉偶运动”，拉倒塔凹、东岳庙、城隍庙大大小小的泥塑神像，有力地打击了封建迷信。
1934年暑假，程杲积劳成疾，欲解职养息。“学生恐其不返，环请留下行箧作留校之表示，既留，学生咸喜形于色。”
回家后，一病不起，逝世前十日，致函校长：“念及楚中事，耿耿难安。对学校事业未竟，有始无终，对弟，则中途妥堕，有忝信义。”临终时写下绝命诗：“壮志凌云愿未酬，二竖牵缠恨悠悠。往事追维徒增叹，雁落沙滩何时休？民生苦厄终无解，海宁宇安枉自求。苍穹倘能留此息，誓扫污垢付东流。”其情真切，其语悲壮，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壮烈情怀。1934年8月22日病逝，年仅29岁。噩耗传来，举校悲痛，集会悼念，《楚中校刊》曾出“专号”，以志纪念。

崇谦（1865-1936年）　　　　字仲益，满族。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来滇，先任南安州（今双柏县）通判，后委任盐井渡厘金局，晋迁丽江府堂。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腊月抵楚，官楚雄府事补用府正堂，辛亥年（1911年）十月移交府事，是楚雄末任知府。
崇谦自幼受汉文化熏陶，造诣颇深，有文士之风。在南安州时，著有《南安宪纲》一卷。到楚后，几处名胜皆有题跋，并撰有《重建云泉寺碑记》、《重修杨文烈公衣冠墓碑记》、《楚雄县志序》等文，留有题赠刘丕乡对联一副：“正喜清谈闻客至；偶思小饮报花开。”
崇谦在任期间，颇重教育，致力于培育人才。当时初废科举，崇谦从七属三井筹集资金，兴办新学，开设物理、化学课程，并到日本购置教学仪器，其中两台5000倍和7000倍显微镜，当时尚属罕见。此外，崇谦又开办了女子蚕桑研究所、巡警教练所，培养了一批人才。
崇谦受实业救国思想影响较深，认为：“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在楚雄曾致力发展蚕桑，他到任不到一年，全县种桑数百万株，养蚕百余户。据县志记载，他曾设局，教以种养之法，令地方人民用心学习。凡二三日，必亲往监督，于实业生计，渐有振兴之象。此外，又试养山蚕，种植棉花及麻栗、漆腊虫树，亦初见成效。宣统元年（1909年）全县出口丝约500余斤，次年达2000余斤。
宣统二年（1910年）他倡纂《楚雄县志》，筹集资金，组织人员，礼请原开化府教授沈宗舜主笔。于仲秋伊始，至次年仲夏成稿，仅10月之期，完成12万字的《楚雄县志》，为楚雄留存了可贵的资料。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大水，楚雄北界等村大雨如注，沿河田亩被淹，人民生活困难。崇谦督促下属清理和丰义仓，将历年欠借粮食追缴收储，并亲任总管，娠济灾民。
是年，辛亥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云南省爆发了重九起义。旧历九月十二日，省军政府蔡锷电告府、厅、州、县，谓军政府已于重阳日宣布云南独立。崇谦当即邀集地方士绅，传阅电文。他虽与清帝同宗，但大势所趋，审时度势后，仍表示拥护云南反正。并到团保局传齐城厢各街长，嘱以成立保甲，宣布条规，对群众宣告起义事件，于十四日复电军政府，申明楚雄官绅各界，一体赞同反正。
云南起义后，军政府都督电称：“……满人自当以汉籍相待，一体任用，该处同胞，亦不得视为异族”，“楚雄崇守谦……若能来归，尤加优待，各属流寓满人，本军亦必妥筹善法，以相安置，勿自惊扰”。崇谦阅后对此政策将信将疑，但仍积极维持地方治安，准备移交事宜。由于他身为满族官吏，在“排满之说更烈”的情况下，十分惧怕，在十八日日记中写道：“新出大汉滇报，排满之说更烈，不胜焦灼，为世所不容，拟命玉琴（崇谦之妾）将六儿携出逃命，夫妇皆殉。而六儿又不忍离，全家尽哭。是时，全家同殉而已，伤哉！”继闻楚雄将有人与他作难，遂于十月十八日改装为团兵，佯作巡城，从东南城墙缺口处爬出城外，一路跌跌撞撞，从人或扶或牵，逃至小东村许光亮家躲避。他在十九日日记中写道：“昨一夜未眠，奔波虽疲，而劳虑千愁，不能合眼；一经思及，中心如焚，前程如何，不堪设想！……拟明日定远避之策，然又思逃避无所，只好寻一自尽”。
崇谦正拟自尽，恰遇新任滇西兵马总提调李根源因到迤西平乱过楚，闻知此事，甚为不安，即派员将他接回楚雄，宣布“定极力保护”。崇谦心惊胆颤，一见李根源即双膝下跪，李根源哈哈大笑，双手扶起崇谦说：“革命成功，已废此礼”。随即将奖扎稿与他示阅，为他颁发奖金五百，让他入楚雄籍，并委任他为楚雄自治局名誉总董。崇谦感激不尽。李根源又问：“你愿从汉或是从满？’，崇谦回答说：“听从将军酌裁，并请求赐姓”。李根源笑着说：“我们都是黄帝子孙，你就姓黄吧！”崇谦遂改姓黄，愧谢返署。后新任知府黄彝又与崇谦联宗，成为佳话。
崇谦于十一月十二日移交毕，闲居楚雄府西院。不久回省，寓南门外校场头道巷。民国元年（1912年）10月16日至次年5月在昆明，后乘火车到河口，改乘轮船经香港返京。民国21年（1932年）回四平，民国25年（1936年）卒于福绥。

李炳泰（1868-1936年）　　　　字子通，楚雄永安乡小河口村人。自幼勤奋好学，聪颖过人。8岁时父母死于战乱，与伯母相依为命，艰苦度日，但于学未曾稍懈，昼夜攻读，足不胜寒，以竹篮盛草取暖。光绪丁酉（1897年）乡试前夕，有富家子弟妒其才，在他家门上贴一纸条：“李子通出门见鬼”，他看后，提笔在“鬼”字上加一“斗”，遂成一个“魁”字。乡试果然中举，人皆叹服其才，一时传为佳话。
中举后无缺可补，李子通遂执教于龙泉书院，为地方培养了一批人才。此后，曾先后任东川铜矿总办和昆阳县令。由于他博通经史，治理有方，为官清廉，政声极佳。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云南光复，成立省议会，李子通当选第一届省议员，并公推为副议长。他为人刚毅，正直敢言，指陈时弊，面责人过，故令污吏积怨而中伤，当道掣肘而迁怒，遂难容于官场。民国6年（1917年）8月，省议会换届时，借机将其闲置。李子通自知禀性刚直，为官不会长久，平日留心研究医道，作为罢职丢官后的谋生之计。他正打算在马市口开馆行医，又接到通知，被委任为景谷县令。有人讥笑说，李子通此去真要出门见鬼了。
其时，景谷县被视为烟瘴之地，传说除本地人之外，外地人十去九不归，可谓谈 “瘴”色变。李子通谙悉医道，不以此为意，到任后他察访民虞，体恤疾苦，简政轻刑，勤谨为官。当地百姓为缺盐所苦，他召集士绅富户商议，带头捐出薪俸，集资开办磨黑盐井，解决了县民的食盐困难。景谷匪患猖撅，闹得四境不宁。李子通深知县瘠民贫，迫于生计，才上山为匪，多数是良善之辈。他青衣小帽，独自一人深入匪穴游说，晓之以义，析之以理，动之以情，匪众感其至诚，乃四散离去，县境暂告安宁。为开发民智，发展教育，他先后兴办国民小学10余所。他主张务本兴农，倡导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劝诫禁止群众吸食和种植鸦片，推广茶树栽培，开展茶叶加工，以增辟财源。公余之暇，则为病人诊断开方，不分富贵贫贱，有求必应，民视之若父母。其德政在民间广为传扬，有口皆碑，离任时，群众依依不舍，香花载道以送。走后，又刻石立碑，纪其政绩，扬其功德。
任满返楚后，李子通两袖清风，遂在鹿城开设“抑青堂”，以行医谋生，悉心为群众治病之余，整理医案，记录心得，撰写医著。此外，他根据地方和季节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介绍防病知识和普及医药卫生常识，用白纸书写后，四处张帖，此举当时尚属鲜见，群众因此受益匪浅。

丁其彦（1880-1938年）　　　　字石夫，又称丁石，楚雄市鹿城人。清宣统己酉年 (1909年），丁其彦毕业于北京京师大学堂，是楚雄清末民初废科举后的第一个师范大学生。
丁其彦身材魁梧，沉毅寡言，自幼攻读经史，喜爱书法。1909年从北京毕业返滇，执教于云南省立优级师范学校，致力科学救国，讲授课程尽出所学，为师生所敬佩。
辛亥革命时，丁其彦常在青年学生中痛斥清政府之腐败，以激发青年爱国热情，培养新一代投身改革之志。民国元年（1912年），丁其彦被委任为嵩明县知事，任期未满一年，即固请辞职，以求致力于教育。继而出任大理中学校长，治校六年，多有建树。1919年被推为云南省教育界代表赴太原出席全国教育联合会。
1920年夏，丁其彦因具有矿物学知识而被委任为阿陋井盐场知事。到任后，极力推广以煤代柴煮盐，效益显著，省政府对此传谕嘉奖。随即调任黑井场知事，然丁此时 “仕宦之意淡矣”！赴任后不久，即借母丧辞职返乡。
回楚数年间，不忘推进地方教育事业，慨然下乡教学。曾先后受聘到双柏县立中学及楚雄智明寺小学担任教员。“大学生丁石下乡教娃娃”，一时传为美谈。
1928年冬，丁其彦同窗好友张希庵出任云南省教育厅长，屡邀其共襄全省教育。盛情难却，丁乃赴省城任教育厅第二科科长。逾一年，张希庵离任，丁亦辞职还里，隐居家中，潜心研读四部典要之籍，整理原著诗文集，尤勤于磨砺书法，日不间断。1932年，省立楚雄中学成立，丁欣然应聘执教，教授国文、博物等课程，并尽力协理校务，直至1938年7月5日病逝。
丁其彦视教育为立国之基础，身体力行，终生不渝，至死安贫乐道，培育人才。对晚辈则身教重于言教，于学孜孜不倦，常以“学无止境，安可浪费时日而甘暴弃”之言勉己励人，自律极严，为人师表。执教期间，虽风雪道阻，仍按时到校授课。平日与人谈论，言简意赅，工作时间嫉闲言费时。终生秉性刚直，不随俗流，待人以诚，能当面斥人之过，而不私议旁人之短，故以权谋私者皆惧而远之，乡里贤达之士则往来无间。学生登门求教或求助，均细心诱导，解难济困，学生中常有“丁老师面严心慈”之说。
丁其彦书法侧重《礼器碑》，善用方笔，落笔刚劲如刀削斧劈，行草如行云流水，自成一家。其墨迹遍及邑内，被人视为珍品。省内知名学者对丁其彦有“尽瘁教育，廿年故步”，“生醉于书，死乃搁笔”之誉。

王建章（1875-1940年）　　　　字采臣，时称王彩，楚雄西舍路乡达诺村人，幼读私塾，16岁进学，20岁为廪生。后游学姚安、昆明，曾受业于甘仲贤及陈筱圃之门，一心企望科场显达，光宗耀祖。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宜布“变法”，废除科举，设立学校，王彩见仕途无望，遂回乡务农经商。他颇善经营，声称“外而应事接物，内而生聚给养，莫不井井有条”。几年后，治田产，起华屋，放租纳谷，巧取豪夺，家业日见兴旺。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横征暴敛，社会动乱，盗匪蜂起。王彩为自保计，出资组练民团，曾多次打败土匪的骚扰。一日傍晚，土匪乘其不备，突围其家，百般胁诱，劝其襄助，王彩决意不从。匪无奈，遂以焚杀全村相逼，他只好与匪妥协，以谋后图。次年，县政府于各乡成立保卫团，王彩出任团总，负责维护地方治安事宜。是时，其长子王哲诗，年巧岁，与某友一起玩枪，不慎走火，被误伤性命，王家亲族嚷着要杀人偿命，肇事者自认晦气，无话可说。不料王彩却说：“事出无心，生死有命，诗命如此，我何忍一日而失两佳儿！”乃收某为义子，视若亲生。远近闻之，皆钦其德量，无不叹服。民国19年（1930年），王彩率领民团参加清剿股匪赵锡田，招降顾小斋，功绩显著，省政府授予他一枚梅花奖章及名誉军长称号。
民国24年（1935年），王彩出任县参议会副议长及省政府咨议员。且又身为团总，拥有百人武装，豢养家丁数十，有钱有权有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他私设公堂，门前大青树下筑有审判台（解放后，大青树的树权上犹留下一寸多深的勒迹）；家中建有水牢，握生杀予夺之权，称霸于一方。他霸占的土地，遍及江外8乡，除以地租形式剥削农民外，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多达百余种。如老地押、脖根骨押、飞租、鸡租、酒租、香菌租、枪款、保路金、调解费、埋葬费、人头税、四脚税、地皮税，还有按门户征收的牌米、牌油等等，以及夫差杂役，四季白工，一年少则几十，多则上百。王彩家为修祖莹坟地，三年派工就达一万余个。残酷的经济剥削，无厌地搜刮民财，王家遂成哨区首富，一方恶霸。
王彩精通致富之道，也略懂持盈保泰之术，为掩人耳目，以息天怒人怨，他于地方公益事项时有补益。开辟鸡街，以利民市；修保甸桥，以便交通；建三圣宫，以点缀名胜。平时制备棺木十数口，以供贫寒者急时之需；偶有施舍，以网罗民心，且博善施之名。晚年因目疾在家修养，殁于1940年11月，丧宴连摆三天三夜。

李海（1890-1948年）　　　　楚雄永安区丰胜村人。李父杨发清是楚雄地区小有名气的木匠，李海13岁随父学艺。出师后，主持修建了县民众教育馆（即今市文化馆）以及文昌宫八角亭、漂白凹楼房、准提阁观音殿、西灵宫戏台和厢房、楚一中揽秀亭、庙宇和农村的祠堂、城乡部分民房等等。
1933年在建造民教馆时，一无设计图纸，二无实物参照，主办人仅口授八字“美观大方，坚固耐用”。李海只好冥思苦想，用高梁杆、竹条做一个整体模型，置于旧文化馆内，邀请各界人士观摩鉴定，多方征求意见。三个月过后，无人提出异议，遂照模型破土施工。当一座土木结构亭阁式楼房建成后，参观游览者络绎不绝，无不称赞。至今虽历五十余年，无倾斜。
李家祠堂戏台，有一中柱因雨淋湿腐坏，欲予更换。但此柱四周连接横木10余根，一动百摇。遂张榜招贤，但时逾半年也无人问津。李海经过深思熟虑，巧换戏台中柱，节省工料90%。有好事者略加附会，赠一诨号叫“偷梁换柱李海”。从此，“偷梁换柱”的美誉便不胫而走，传为奇谈。
昔日建房，在屋架竖立、彩梁安上之后，要由掌墨师傅爬上屋架，左边击柱三槌，又返身从梁上跑至右边击柱三槌，还要口念祝词，仪式完毕，才顺柱溜下。有时为应吉日，暂立两根中柱，名之曰“鹦哥架”。此时跑梁，稍有不慎，就会摔得骨断筋伤。遇此情况，同行中唯有李海敢跑，跑时观者为之捏一把汗，而他却行走自如。
除建筑外，李海和其子李如棋尤精于制作传统家具，如龙凤桌、春凳、供桌、太师椅、品椅等。其雕花技艺，在楚雄堪称一绝。三层镂空雕花格子门，难度大，做工细，但经李海父子之手，便线条流畅，图案古朴庄重，活脱逼真，具有浓厚的民族传统风格。
李海为人宽厚公正，颇重信义。至晚年，其建筑队伍发展到二百余人，有修建工地三处，并辅助其子在新市场开了个“楚盛木器铺”，承建新营盘营房一院。拜其为师学艺者，多达四五十人。
1948年，李海病殁，终年58岁。其子李如棋承父祖之业，成为楚雄地区享有盛誉的木匠。

李自凤（1890-1948年）　　　　彝族，楚雄东瓜镇詹家冲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好学，断断续续念过几年私塾。民国初年考入县师范学堂，深感穷人家的孩子求学不易，学习尤为刻苦。毕业后，立志服务于乡村教育，先后任教于许家村、李家村、智明寺、云龙庵等小学。
民国时期，农村教育十分落后，教学条件极差，教书生涯甚为清寒，而且工作繁忙。有时一个学校只有一个教师，一个教师教几个年级，兼校长教师工友于一身，集国文、算术、音、体、美各科于一人，教书育人，烧火做饭，挑水种菜，从早到晚没有空闲，深夜还得在油灯下备课和批改作业。在这样的条件下，李自凤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乡村教育。在人们的记忆中，他常年穿一件蓝布长衫，一双青色布鞋，满脸络腮胡子，红红的眼睛里常布满血丝，加之长得黑瘦，显得有些未老先衰。但他教书极为认真，一丝不苟，深怕误人子弟。有感于读书时“句逗不清，释义不明，一味死记硬背”的教学误人子弟，故十分重视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学生的基本功训练。譬如学习生字，注意形音义相结合，强调形求清，音求准，义求透。尤其可贵的是注重学以致用，他增设珠算和应用文教学，教学生打算盘、开单据、订契约、写书信、对联、甚至状纸，以提高学生的致用能力，求学时对家庭即能有所裨益。
李自凤教书有方，待人和气，作为一个彝族知识分子，处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他勤勤恳恳地工作，默默无闻地奉献。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服务乡村教育30余年，教书育人，呕心沥血，终于积劳成疾，1948年不幸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李文仕（1926-1949年）　　　　楚雄西舍路乡炒豆村人。自幼胆略过人，敢作敢为。在楚雄虎阜小学及县立中学读书期间，受到爱国民主思想影响，同情劳动人民疾苦，憎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16岁时，就与李云贵、马光美等联合，上告县参议长的三少爷王哲仁敲诈勒索、鱼肉乡里的罪恶。王哲仁责问他：“你是我的亲外甥，为什么告我？”李文仕理直气壮地回答：“不假，是我控告了你，你欺压百姓！"1946年，李文仕初中毕业，入户籍训练班培训后，回哨区永胜乡（今西舍路乡）担任户籍干事。
1947年，地霸王家与县长黄愚生勾结，在永胜乡包种鸦片。他们贩来烟种、土布、红糖、腊肉等物，借贷给农民，待收获后用鸦片抵偿，以此诱骗农民多种鸦片。当时，农民饥寒交迫，为觅一线生机，遂犁掉豆麦，种上鸦片。正当鸦片烟苗出土三四寸时，黄愚生奉调离任，周绅继任县长，官绅狼狈为奸，指派王家强令农民铲烟，乘机搜括民财，兼并土地。群众愤怒地说：“种烟是你王家叫种，铲烟又是你王家叫铲，铲了烟，小麦种不成了，日子怎么过？”在这民怨沸腾之际，李文仕受全省人民解放运动的感召，振臂而起，11月在朵苴依沙大地山成立了20余人的“抗铲队”，李文仕任大队长，带领农民，武装反对以铲烟为名而进行的敲诈勒索。
“抗铲队”成立后，数次打败王氏弟兄地霸武装和县长周绅率领的常备队的轮番进攻，给反动派以重大打击。抗铲胜利的消息传遍楚雄、镇南等广大地区，哨区其他地方抗铲队武装相继成立，李文仕的抗铲队也发展到100余人，100多条枪。1948年11月，中共滇西工委派陈家震、李鉴洲到楚雄哨区，在蚂蚁堆召开“八哨联防”会议，开展反三征的斗争（反征兵、征粮、征税），成立了“八哨三抗联防总队”，统一指挥哨区反蒋武装力量。李文仕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副总队长。自此，人民群众自发反蒋武装“抗铲队”发展成为党领导的人民武装。
李文仕武装抗铲，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打击了国民党在哨区的反动统治，成了地霸的冤家对头。王哲仁死后，其兄王哲修，弟王哲义勾结丁锡功，多次密谋暗算李文仕未遂。1949年4月，杨梅树战斗失利后，李文仕向愕嘉撤退，至纳广河与礼社江汇合处，被王家伏兵杀害，年仅23岁。

陆光鑫（1878--1949年）　　　　字灿庚，号石父，楚雄鹿城人。出身世家，自幼受到“不为良相，亦为良医”的家庭教育，刻苦攻读经史及中医典籍，成绩常列前茅。
青年时期，祖父任江北漕运帮办，陆光鑫随其远宦金陵。公余，祖孙常共论经史子集，古今得失，人世变迁。一年后，一些公私事务，陆光鑫均可代为裁处，上下咸称适宜。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应临元镇总兵之邀，主持幕事。是年因灾歉收，陆光鑫建议出售营中财产，平粜赈饥，以活灾民。此后，又上书倡议推广种棉，筹设纺纱厂，为云贵总督锡良采纳，拨款向德国订购机器。首批机器运到，锡良迁调，建纺纱厂一事中辍。
民国时期，陆光鑫先后任职于湖南、广东、北平、江西、江苏等地。1923年任农桑部秘书时，大总统黎元洪曾授予四等嘉禾勋章。1933年，于江苏溧水县知事任中，扑灭蝗患，疏理河道，以政绩卓著，升任江苏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领淮阴县事。是时，汪精卫主持行政院，常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陆光鑫忿然上书抗议，并撰文驳斥，与中医界同仁共同努力，争得罢议废止中医之说。但陆光鑫因抗议汪精卫废止中医事由，被江苏省主席顾祝同撤职。为纪念这次斗争，他将所写的文章自辑为《国医晨钟》一卷。
几经周折后，陆光鑫深感“时局之不安定，公道之不彰，守正以公，与时乖忤，何补于国”，遂弃政从医，迁居苏州以医济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江苏沦陷，陆光鑫乃绕道返滇归楚，以医为业。由于他平生抱定“有事做事，无事做学问”的宗旨，为官数十年中，对中医理论的研究未肯荒废，并博采众长，对伤寒、温病、时疫与内科杂症、妇科、伤科、针炙、眼耳鼻喉诸科均通，且临床经验丰富，上门求诊者甚众。
陆氏重医德，遇贫困患者不收脉费，有时还助以药资（陆只诊断处方，不开药铺），他告诫门生：“治病救人是为医之道，不能着眼于钱财，病人有求于己，切不可分官绅贫富”。
诊治之余，陆光鑫写下了《伤寒论证治纲要》、《温热病症治纲要》、《儿科症治纲要》、《脉学存真》、《良效方剂》等医著五种，后经门生丁楚整理成稿。
闲暇时，陆光鑫犹寄情于金石书画。其书法宗北朝《张玄墓志》，结构谨严，用笔多变，深得气运连贯之妙。金石刊刻也颇有成就，篆刻作品有《陆氏印谱》和《二然斋印章》，并有书画、诗词、楹联等作品稿件，大多毁于日寇轰炸。
晚年，陆光鑫经常与进步青年往来，并参与鹿城中小学生打倒县长林景泰的斗争。在三校（今北城小学）举行的营救人民代表出狱的欢迎会上，他慷慨陈词，抨击时弊。1947年，楚雄地方官绅请他出任县参议长，他坚辞不受。由于厌恶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大小官场会议或宴席邀请，他一概拒绝到场。
陆光鑫一生自律甚严，无论做事做学问都极为认真，遇事则深究其本源，力求彻悟。饮食起居，亦有规律。
1949年6月27日，陆光鑫病逝于楚雄，终年71岁。

贾茂（1868-1949年）　　　　字月村，楚雄鹿城人，前清廪生，后毕业于云南省高等学堂。1903年考取京师大学堂，因母瘫痪病榻，侍奉汤药，以尽孝道，未能远游深造。
贾茂为人忠厚正直，文雅谦诚，与地方名士陆石父、丁石夫、李云谷结为金兰，与张凤诰亦为至友。学业中辍后，他打算以教书为业，但苦于房舍狭小，陆石父慨然借宅，助其开馆授童。清宣统元年（1909年）县议事会成立，贾茂被推选为第一届议员。民国元年（1912年）丁石夫奉委篙明县知事，特邀贾茂随任县府秘书。二人志趣相投，属意于教育，无心于仕途，到任不满一年，遂固请辞职。返楚后，贾茂应张凤诰之邀，赴饱满街办学。他热爱地方教育事业，全力以赴，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一批批优等生源出其门，名声日著，先后被邀请到富民乡、吕合镇、三街镇以及双柏县等地进行示范教学。1928年，丁石夫出任楚雄县立中学校长，又请贾茂回城相助。1932年又应张凤诰之聘，再次到饱满街开办高级补习班。1937年任虎阜小学教员。1944年应聘参与编修民国《楚雄县志》。修志一事，县政府已无暇顾及，加之经费和人事诸原因，而中途告辍。1946年贾茂年老辞职休养，但因亲友故旧重托难却，他又开办夜校，为子弟们补习功课。闲暇则与陆石父研讨中医，辑录医论并加注心得，汇集为《神农本草经手抄解》、《伤寒论解释抄本》、《外科金疮跌打治验》、《内科杂病证治验》、《妇科杂病验方》、《月村医案积验》等13册，传其子孙。1949年12月病殁，享年81岁。

李崇周（1919-1950年）　　　　彝族，楚雄桃园乡龙树冲人。6岁丧母、11岁丧父，幼年孤苦。为偿还葬父棺木债，到地主家帮工，后为人赶马，直至娶妻成家，才结束雇工生涯。
1948年5月，中共滇西工委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对滇西地区反蒋斗争的领导。12月，李崇周参加了农抗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他走村串户，宣传革命思想，鼓动贫苦农民加入农抗会。通过他的发动和组织，白花山、刘家村、邓官冲、老鹰窝等10余个村都先后建立了农抗会。仅由他发动的农抗会员就达100多人。
1949年7月，农抗会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反三征”斗争，用软拖硬抗的办法，对付国民党的征兵、征粮、征税。荒月向乡、保长要求开仓借粮，詹家村、井家村一片由农抗会秘密发放积谷70多石给贫苦农民；白花山一片由李崇周、李学孔等人发动农民，联名上告智明乡恶霸地主“乡民代表主席”胡汉章勾结粮仓经理余家俊侵吞积谷的罪行，打击了乡、保长催粮逼债的气焰。
1949年8月，李崇周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为候补党员。
针对卢汉“九九整肃’夕，中共楚雄城区支部作出了关于抓枪杆子、掌握武装的决定。当时邻乡有一股惯匪企图把农民自卫队拉过去，要农抗会派人去谈判。中共地下党指示李崇周，掌握时机，将计就计，改造这股土匪。经过两次谈判，土匪拒绝改造，李崇周对他们提出了严厉警告，改造虽未成功，股匪也从此不敢和农抗会公开作对，不久即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了。12月初，智明乡农抗会及农民自卫队成立，李崇周当选为农抗会长并负责白花山农民自卫分队。
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李崇周任智明乡农民协会主席。1950年初，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各种反动势力猖撅，伺机反扑。智明乡地霸胡汉章等在万工闸开会，阴谋策划反革命破坏活动。李崇周闻讯，立即组织民兵收缴了恶霸地主隐藏的30多支枪支，武装了民兵。
1950年5月4日，广通等地土匪暴动。楚雄行政专员公署专员陈家震在楚雄腰站街召开大会，动员干部群众警惕敌人的破坏活动，组织起来，消灭叛匪，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李崇周代表智明乡农协出席会议，归途中遭到张仕良、张仕有等5名土匪伏击，背部中弹，被杀24刀，壮烈牺牲。穷凶极恶的匪徒为掩尸灭迹，将烈士遗体缚上石块，沉于智明乡大西村樱桃坝内。剿匪武工队到达智明时，发动群众，找了三天，才将烈士遗体打捞掩埋，并将凶手捕获归案，依法处决。
6月22日，楚雄地区召开“陈海县长暨殉难烈士追悼大会”，楚雄县委追认李崇周为中共正式党员，县人民政府授予他烈士称号。1984年1月，楚雄市人民政府为烈士重修了墓碑。

魏涌（1932--1950年）　　　　原名魏道渊，1932年出生于安徽省铜陵县城关镇的一个贫农家庭。幼年就读于城关镇小学，后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当童工，以工资添补家用。1949年4月铜陵解放，他欢庆新生，改名为魏涌，立志投身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
同年5月，他考入皖南干部学校，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9月响应中共皖南区委号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他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愿为解放大西南各族人民赴汤蹈火，流血牺牲在所不辞。在八千里征程中，扛大枪，背大锅，主动热情地为生病和体弱的同志背背包，背米袋，还参加收容队。行军途中，战友吴志鹏患天花，他主动留贵州省盘县精心护理，直至病情初愈，一同搭车归队。车过亦资孔，因路面结冰不慎翻车，幸未受重伤，当晚两人露宿山头，第三天才赶到小石坝部队驻地。
1950年3月，魏涌被分配到楚雄县东云乡（现富民乡）搞征粮工作。他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爱憎分明，一面按累进率征收地主公粮，一面和其他战友一起访贫问苦，设法解决群众缺籽种的困难，深受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爱戴，地主恶霸则极端仇视。
1950年5月3日晨，匪首马栋明纠集匪众，从塔普村至保山村进行偷袭，恰逢魏涌从大保山过来，在枣子园与匪徒相遇，当即开枪还击。因枪支陈旧，屡击不响，被匪首马栋明开枪击中右膀，左臂又被刺中一刀。魏涌被土匪抓获后，昂首挺立，怒斥匪首：“你们很快就会死亡的”。面对宁死不屈的青年革命战士，气急败坏的上匪用刀和锄头将魏涌活活砍死，牺牲时年仅18岁。

徐柏林（1930-1950年）　　　　原籍玉溪市北城古城乡人，自幼随兄迁居楚雄，在省立楚雄中学初中部读书。1949年12月参加革命。1950年3月，到东云乡（现富民乡）开展征粮工作。5月3日在李家庵山坡村宣传动员群众时，遭到土匪袭击，与李瑞庭一起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20岁。

李定国（1931--1950年）　　　　楚雄鹿城人，自幼丧父，家境贫寒，1944年考入楚雄省中，读初二时因母亲无力供养而辍学。为谋生计，先后到丰乐镇览金坡、双柏县大庄和永华乡百宰等地以教书为业。1949年8月参加“民青”组织，以教书为掩护，在永华、百宰、上棚门、本东一带组织“农抗会”，开展“反三征”斗争。解放初，李定国仍留永华开展接管政权、民主建政等工作。1950年5月4日在永华乡江登邑大庙征粮时，与吴锡达、朱怀宽一起被土匪杀害，牺牲时年仅19岁。

王学成（1928--1950年）　　　　汉族，安徽休宁县人。幼年时期，家乡自然灾害频繁，国民政府抓兵派款，民不聊生。他的三个哥哥和父母先后死于贫病交迫之中。王学成孤苦伶丁，靠种田和卖工度日，还要抚养两个侄儿。
王学成从小半耕半读，先读私塾，后上中学。在中学期间，与游击队交往，1949年农历二月初一正式参加游击队，在款县境内进行革命斗争，后分配在款县洽舍乡牛头口税务所工作。1949年6月入皖南革命干部学校学习。在党的教育下，他刻苦学习，进步很快，被首批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9月，加人西南服务团，编入云南支队第五大队第一中队，任一班长兼团支部组织委员。在向大西南进军中，他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先，抢挑重担，为战友排忧解难，经常参加打前站、烧开水、煮饭。在行军途中，他主动替生病体弱的战友背背包、米袋，并抓紧行军间隙，与战友促膝谈心，交流学习心得，宣传团章团纲，启发教育青年战友立志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1950年3月，王学成分配到楚雄县东云乡（现富民乡）搞征粮工作。同年5月3日，王学成和一村干部来到村联组长蒋国中家了解征粮情况。当时匪首马栋明正裹胁数百人阴谋暴乱，而蒋国中正是马匪暗中安插的骨干。他们里应外合，趁王不备，突然偷袭，夺走枪支。王学成临危不惧，从后门奋力突围。但因道路不熟，误入山后的一条死箐，前无出路，后有追匪，只得隐藏于刺丛中。匪徒满山搜查，发现刺丛上挂着一顶军帽，便纵火烧箐。王学成在烈火中忍住剧痛，高声叫道：“我给你们讲几句话……”万恶的土匪闻声立即开枪，王学成被击中，牺牲时年仅22岁。

李瑞庭（1927--1950年）　　　　汉族，安徽省宁国县港口镇人。从小为人正直，见义勇为，爱打抱不平。15岁那年，他祖父捆绑吊打一个雇工，他偷偷将雇工放了。寒暑假期间，他常和雇工一起学习打粉丝、杀猪、制作蜜枣。一次河水猛涨，有人被洪水冲走，他毅然跳进大河，奋不顾身地救起了落水者。读高中时，他积极参加屯溪地区反对中美合作所飞机降落在本地的示威游行，额头被反动军警刺刀刺伤，留下一条明显的疤痕。
1949年5月，李瑞庭考入皖南革命干部学校。当时干校条件极差，又要预防敌机不时骚扰，生活极为艰苦。但他心中有着为革命而学习的崇高目标，学习情绪一直很高，还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在饭前、课间和集合时，教唱革命歌曲。9月中旬，干校领导号召学员参加西南服务团，当时他已被调去皖南区党委文工团，但他抱着为革命吃大苦耐大劳的决心，首先报名参加。
到南京市后，他被编入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五大队三中队，在八千里征途中，被抽调到大队宣传队。他身背背包，腰挂锣鼓，与宣传队的同志一起，向沿途群众作宣传，鼓舞队伍士气。山高路险之处，他打快板，唱小调，喊加油，激励掉队同志振奋精神。
1950年3月，李瑞庭被分配至楚雄县东云乡（现富民乡）开展征粮工作。5月3日，他在李家庵山坡村做群众工作时，遭土匪偷袭，被绑架到小东村后山毒打后杀害，至今尚未找到烈士的忠骨。

吴锡达（1929--1950年）　　　　原名吴润苍，安徽款县洋渡区定潭乡中华村里河坑人。1942年昌溪小学高小毕业。1943年考入安徽省立徽州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园艺科，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继续升学，于1945年应聘到该县洪琴乡完小任教。他刻苦自学，爱好文学、书法。他的家乡位于赣浙皖三省接壤处，抗日时期新四军十分活跃，吴锡达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他经常向群众宣讲：“我国是一个农业国，为什么农业落后，农民贫困，不是我们八字不好，而是因为国民党敲诈勒索，抓兵派款”。1949年4月家乡解放，5月他报考皖南革命干部学校，9月响应组织号召参加西南服务团。其父母听说儿子千里迢迢要去异乡，难舍难分。临别时，父亲给他几枚银元，但他已立志投身革命大家庭，甘愿为革命吃苦耐劳，因此仍将钱交还给父亲。
在南京会师时，吴锡达被编入云南支队第五大队第一中队。在艰苦的行军中，他负责编写中队活动墙报《学习园地》，常常废寝忘食。
1950年3月来到楚雄县工作后，第一项任务是和另外两位战友，根据县委意见编写宣传材料，用墙报、黑板报和口头演唱形式，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征收1949年公粮的有关规定，后参加了永华乡（现东华乡）征粮工作组。
1950年5月4日，吴锡达正在江登邑大庙忙于称粮调运时，匪首李仕安指使大批匪徒混入运粮队伍，趁吴不备，一哄而上，用扁担将他打伤，夺去枪支。吴锡达昏倒在地，流血满面，嚣张的匪徒仍继续行凶，有的把扁担都打断了。吴锡达身负重伤，苏醒后，怒斥土匪罪恶行径。土匪用谷糠和石头塞进他的嘴里，后把他拖出庙门，乱刀遍刺其身，最后掘坑活埋，牺牲时年仅21岁。

杜思禹（1926--1950年）　　　　曾名杜思愚，安徽省萧县黄口区杜集乡人。毕业于安徽省当涂师范学校，解放前夕，曾参加学联组织的护校活动和反流亡斗争。解放后经学联介绍，入皖南干部学校芜当分校，在当涂地区搞招生工作，并在芜当分校学习，担任墙报主编。7月随芜当分校并入皖南革命干部学校径县二部八队；9月参加西南服务团，编入云南支队五大队二中队六班。
杜思禹在行军途中仍孜孜不倦地学习，每天都要读报纸，利用休息时间写日记和学习心得，积极为墙报写稿件，鼓舞群众的斗志，丰富行军生活。他曾把白己比作燎原烈火中的一根柴禾，要让革命之火烧得更旺。他自称是一个“革命迟到者”，“曾名杜思愚是自感天资愚笨，防止不懂装懂”。他在工作上不辞劳苦，在思想上严于律己，宽于待人。部队进入贵州地界，杜思禹被调到中队部搞后勤工作。他起早贪黑地为全中队服务，炊事员生病，他参加做饭，帮炊事员背背包。行军时在后收拾炊具，挑着担子追赶部队。
1950年3月，杜思禹被分配到楚雄县永华乡（现东华乡）征收公粮。5月4日吃过早饭，他由新街去上本东村检查交粮情况。土匪骨干郑兴文伪装成一副可怜的样子，要求允许用柴抵交公粮，待挨近时突然拦腰把杜思禹紧紧抱住。杜思禹奋力搏斗，正欲拔枪时，被暗藏的惯匪从隐蔽处跳出，用镰刀猛劈他的额部，顿时鲜血直流。埋伏在村里的土匪一涌而上，把杜思禹捆绑起来，穷凶极恶地质问为什么要征公粮？杜思禹义正词严地说：“我们征粮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匪众无言以答，乱吼乱叫，用粗糠塞进他的嘴，边打边拖。杜思禹视死如归，走出500米后昏倒。匪徒又继续将他拖了200多米，绑在山箐一棵松树上开枪打死。
杜思禹牺牲后，当地农民群众十分悲愤，当晚将他的尸体就地掩埋，后又三移坟墓，安葬于楚雄县东华乡二程坝。附近学校的学生常到墓前进行悼念活动，传颂他的英雄事迹，立志继承他未竟的事业。

李凝（1924--1950年）　　　　安徽省贵池县殷江镇人，初中文化。1949年9月参加西南服务团，编入云南支队第五大队第二中队，后分到楚雄工作。
李凝身体瘦弱，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完成了8000里（其中徒步行军3000多里）的行军任务。还利用行军休整间隙，挤出时间，到驻地附近村寨宣传党的政策，调查社会情况，了解群众生活。
1950年3月，李凝分配到楚雄县永华乡开展征粮工作。5月4日晨，李凝正准备带领群众到紫溪山架设电话线，阴谋暴乱的匪首张家喜，伪装有要事商量，把李凝骗到家中，事先埋伏的匪众趁其不备，恶狼般扑上按住李凝的手脚，夺走手枪和子弹，并捆绑起来，然后拖出村外，边打边咒骂征粮是“抢粮”。李凝一身正气，严正回答：“征粮是人民政府的政策，合理负担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匪徒理屈词穷，叫着：“打！狠狠地打！”面对残忍凶恶的匪徒，李凝大声怒斥：“你们可以打死我，但你们决没有好下场！”匪徒恼羞成怒，先用尖刀从李凝腿上割下一块肉，接着又将尖刀插进李凝肛门，顿时鲜血如注，失去知觉。最后被拉到小百宰小坝边，吊在一棵树上开枪打死。

朱怀宽（1921-1950年）　　　　楚雄鹿城人。1936年考入云南省立楚雄中学，深受班主任马昭民（马坤，中共党员）的影响，追求进步，努力向上，尤其喜爱文学和篮球运动。在校期间，积极参加抗日宣传队，深入街头、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当国民党政府怀疑马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准备抓捕的时候，朱怀宽和几个同学连夜护送马老师出城，到庄甸村同学家中隐蔽，随即帮助马老师安全离楚，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1年，朱怀宽高中毕业，次年到昆明，入海潮巷补习学校学习。1948年，任教于楚雄鹿城中心小学。其时，楚雄地下党为团结进步青年在学校组织歌咏队、球队和夜校，他积极参加球队活动，并担任夜校语文教员。1950年3月，朱怀宽调东华征粮工作组。5月4日，在永华乡江登邑大庙，与吴锡达、李定国一起忙于称粮调运时，突遭土匪用扁担袭击，倒地后遭一顿乱打，皮开骨断，血肉模糊。苏醒后他怒斥土匪决没有好下场，土匪又用秕谷、石头塞进他的嘴里。后被拖出庙门，挖坑活埋。

陈海（1923--1950)　　　　原名月开，汉族，广西苍梧人，生于越南海防，10岁归国。
1943年，陈海于云大附中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他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1945年初，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同年暑假，化名陈海光，到昭通中学任教，开展党的地下活动。1946年夏，西南联大分校北迁，他留在昭通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任教于南菁中学，参加“反美扶日”爱国学生运动。“七一五”被国民党军警打伤后囚禁。营救出狱后，省工委派陈海到滇西开辟游击根据地。9月，到镇南少数民族地区一街阿脑争取张尚岳地主武装。12月，到楚雄哨区开辟工作。1949年8月，任滇西人民自卫团总部机关总支书记。10月，代表滇西工委与边纵司令部“西进支队”代表何云鸽配合，做争取“滇西关禄段护路总队”马超群的工作。马超群于12月8日夜，率“西护总队”起义。云南解放后，陈海任滇西地委候补委员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暂编总队政治委员。1950年1月25日，任中共楚雄县委委员兼楚雄县长。5月，楚雄三街土匪暴动，壮烈牺牲。
陈海父亲早亡，家境贫寒。他生活俭朴，学习勤奋，从小受爱国主义思想熏陶。1935年读小学时，就参加捣毁金碧路日本“保烟洋行”的爱国行动。进云大附中以后，他成绩优秀，爱好广泛，课余喜好体育运动，是篮球场上有名的球将，游泳、跳水名列前茅，有“巴江健将”之称。他尤其喜爱绘画，无钱买画笔，就利用假日到湖边采来柳枝烧制炭条画画。其画粗犷、明快、有力，有《坟场》、《送葬图》等木刻艺术作品，表现了劳动人民深重的苦难和如火的愤怒。曾与赵宝熙、李凌等同学组织“阳光美术社”、“现实壁报社”，用画刊和壁报宣传抗日民主思想，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陈海还是有名的业余歌手，是西南联大“高声唱”歌咏队的男高音领唱。
1955年4月，中共楚雄县委、县人民政府，在三街为烈士墓修建了陵墓和纪念碑。

王金英（1931--1950年）　　　　原名王镜秋，女，汉族，昆明高山铺人。1943年人私立教会学校天南中学念书，深受进步教师曹森“时事课’夕影响，对基督教的唯心主义宣传十分反感。1946年初中毕业，考入云大附中高中念书，学习更为勤勉，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报，追求真理。1947年1月6日，参加学生示威游行，响应“北平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同年4月，参加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云大附中成了民主运动的堡垒，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阴谋对学校进行改组。在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下，附中开展了护校运动，王金英被选为请愿代表。1947年9月当选为学生自治会总务部长，在护校、人权保障、反迫害等斗争中忘我地工作。1948年“反美扶日”运动中，面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王金英无所畏惧，英勇顽强地投入了斗争。
1948年11月，年刚满17岁的王金英，在全国革命高潮到来之际，下定决心，献身革命，献身人民，离开温暖的家庭，走出繁华的城市，到革命需要的地方开辟工作。
临行之前，为了避开父母痛惜和阻拦，她没有向父母话别，只留下一张纸条说：“我到山那边去了，请父母和哥哥们不必挂念”。离开了家庭，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祥云县前所镇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白天教书，晚上到村庄访贫问苦，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抗会”，为“反三征”武装斗争作准备，并以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1949年元旦，在学校文艺晚会上，王金英主演了活报剧《兵、粮、款三座大山》，她扮演农妇，真实地再现了国民党抓兵的凶暴情景，台下一片呜咽，国民党临教院的伤兵也触景伤情，怆然泪下。3月，在党的教育影响下，该院官兵30余人宣布起义，加入人民自卫团，王金英在文艺演出中扮演农村妇女，惟妙惟肖，战士们都风趣地叫她“大妈”，这时，她年龄还不满18岁。
1949年3月，王金英参加了游击队，在人民自卫团二支队金江队（政工队）工作，转战在南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转移到楚雄哨区工作。1950年1月，任中共楚雄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兼任哨区区委书记及区人民政府主席。
王金英非常注意培养本地民族干部，一有机会就送他们参观学习，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她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亲自领导组织编写小学语文和历史教材，用革命思想教育山区学生。当时，哨区的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地主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疯狂地进行破坏和捣乱，采用造谣诽谤、诬陷栽赃、“改选”夺权等等卑劣手法，妄图夺回自己失去的政权。王金英依靠“农抗会”骨干和基层干部，团结广大群众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1950年2月，边纵八支队38团团长丁锡功（后沦为叛匪首领）向八支队政治部写报告，诬陷前安镇里长兼民兵中队长李维俊勒索吊打李中秀、李培林（原国民党保长），并要求政治部将报告转县人民政府，查处李维俊。当人民政府转来丁锡功的报告，并训令查处李维俊时，王金英经过深入调查，弄清事实真相后，在给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依据各方面所得情况，丁团长所报完全虚伪，李维俊所称全属实情”，澄清了事实真相，保护了干部。
1950年4月，由于征粮工作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哨区顿时谣言四起，阶级敌人恶毒攻击党的征粮政策，煽动抗粮。当时刚解放，阶级阵线不清，情况异常复杂，群众容易受骗上当。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王金英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创作了《交粮歌》：“来呀！来呀！我们大家来交粮，挑的挑来背的背”，“要使解放早成功，幸福才能来到，穷人得解放，衣暖食饱个个笑盈盈”，与县长陈海的《告哨区父老兄弟姐妹书》相互配合，宣传动员群众，完成党的征粮任务。1950年4月29日，楚雄县长陈海到达三街，召开干部会议，布置征粮任务。5月4日，陈海、王金英又赶到泥郎召开会议。5月8日凌晨，被匪首唐立城、宋国兴派去的土匪突然袭击，陈海、王金英被土匪抓住。5月9日赶集，匪徒便用耕索把陈海、王金英捆锁着押往三街，不准穿鞋，沿途用荆条抽打，浑身鲜血淋漓。经过百般折磨，王金英始终未向匪徒低头，她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匪徒们又施以利诱，她冷眼横眉，不为所动。5月12日，陈海、王金英被土匪杀害于三街义地岭岗，临刑时王金英视死如归，大声痛斥土匪：“反对共产党决没有好下场！“反动派的日子不会长了！”沿途高呼“毛主席万岁！1744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位刘胡兰式的女英雄，牺牲时年仅19岁。王金英烈士的英勇行为，使得灭绝人性的土匪既害怕，又恼怒，他们竟下令不准群众收殓烈士遗骨。直到土匪歼灭之后，群众和战友怀着悲痛的心情四处寻觅，只找到她一束头发，一只毛衣袖子。
1950年6月22日，楚雄地区为陈海、王金英及在征粮剿匪中牺牲的烈士们召开了追悼大会。1955年4月，中共楚雄县委、县人民政府在三街为烈士们修建了陵园。将王金英烈士的一束头发、一只毛衣袖子和三街妇女骨干杨赵氏保留的烈士遗物，一并葬人烈士墓中。

征粮剿匪烈士合传
1950年3月，原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第五大队部分干部38人，与楚雄地方干部会师后，立即组成11个工作组，在坝区进行征收1949年公粮的工作。当时，云南和平解放不久，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匪特与反动地霸暗中勾结，策动暴乱，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5月初，原楚雄坝区永华、西美、东云、西云乡和哨区7个乡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暴乱。在这场殊死的斗争中，陈海、王金英、李崇周、魏涌、王学成、李瑞庭、徐柏林、杜思禹、李凝、吴锡达、朱怀宽、李定国等为保护新生的人民政权壮烈牺牲，烈士们面对土匪吊打、口中灌沸水、塞粗糠、挖割躯体、活埋等灭绝人性的暴行，大义凛然，从容就义，用生命为楚雄人民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诗篇。除上述诸烈士其事迹已分别立传之外，在各地牺牲的征粮剿匪烈士尚有：罗庭美、刘发林、仇育德、蒋贵寿、谢树德、蒋正洪、倪茂、李世堂、李宗顺、鲁万有等（详见附表）。此外，还有1950年5月28日在三街平叛剿匪战斗中，光荣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楚雄军分区主力团指战员：烈士杨茂、杨国本、丁来福、王正生、张应学、者正鸿、卢荣春、赵学光、汪国波、何文陛等。他们的英名永远留在楚雄人民心中。

丁锡功（(1920-1953年）　　　　楚雄市八角乡大麦地人，幼年读过国民小学，青年时期曾两度担任保长，兼赶马做生意。1947年11月，楚雄哨区农民李文仕组成了自发的民变武装“抗铲队”。丁锡功也借抗铲队之名，在三街一带拉起了武装，任抗铲队总队长，总部设在三街。中共滇西工委分析了抗铲队情况，决定争取丁锡功。11月在哨区礼社江边蚂蚁堆召开“八哨联防会议”，哨区7个乡镇抗铲大队领导人参加，会议决定将抗铲队改为反抗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的“三抗队”，成立“八哨三抗联防总队”，选举丁锡功为总队长，李文仕为副总队长。会议期间，丁锡功混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2月，楚雄县长杜震东派绅士祀成国秘密到三街招抚丁锡功。3月5日，丁锡功表示服从政府政令，恢复乡镇组织，八哨抗铲队改编为地方自卫团，杜震东向专员公署报告：“丁锡功已归顺政府”。4月，丁锡功、宋国兴受恶霸唐立功唆使，攻打副总队长李文仕，丁锡功的反动立场开始暴露。李鉴洲到界牌树调查，严厉批评丁锡功，命令丁部返回三街待命。1949年5月2日，八哨联防总队250余人集中到祥云下庄街进行整编，正式改编为人民自卫团第二支队（团），丁锡功任支队长，下辖两个大队，一个直属中队；12月24日，二支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八支队三十八团，丁锡功任团长。
1950年3月，八支队整编，丁锡功调任牟定县副县长。丁对此大为不满，报到后，即请假回哨区老家。此时，楚雄地区相继发生土匪武装暴动，三街地霸唐立功、唐文泰勾结宋国兴，共同拉拢丁锡功。相继打出“楚、镇、景人民护卫总队”旗号，攻占三街区人民政府，并下令抓捕楚雄县长陈海，哨区区委书记、区人民政府主席王金英，及工作干部李玉。5月9日，丁锡功应唐立功、宋国兴密邀，带随从赶到三街，与唐家谈判，丁锡功答应出任“楚、镇、景人民护卫总队”，总队长，领导武装暴动。丁锡功劝降陈海不成，12日将陈海、王金英杀害于三街义地岭岗。28日楚雄军分区部队进剿哨区股匪，丁部被击溃。1951年，哨区土匪护卫总队彻底覆灭，匪首丁锡功在军民围歼之下，只身逃往国外。1953年夏天，被同乡人仇杀于泰国。

夏国珍（1857-1958年）号席斋，又名王崇义，楚雄鹿城人。早年父母双亡，跟随外祖父杨宏（号杨八新爷）学医。李维述设“松鹤堂医馆”，夏被聘为医师，咸同兵祸后，伤残较多，瘟疫流行，惨不忍睹。夏钻研针灸、骨伤、瘟疫、杂病，凭针灸草药为患者治疗，获救者较多。民国初，自开“仁寿堂”医药铺，经常下乡进山，不辞辛苦，为农民治病。贫困之家施药医治，对于重病号，无论严冬酷暑，他都定时前往巡诊，给病者开方送药。当时，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曾赠予他“济世活人”匾额一块。
夏行医80余年，精通针灸、骨伤、外科，他还根据自然季节气候变化，总结出一套养生防病的有效良方。他认为：“天下凡是人能吃的东西都可以吃，但须适量。少食燥热辛辣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饮食定时定量，持之以恒，起居有时。”又总结了许多用果类防病治病的单方。如：冬春季以桔子、橄榄泡茶饮，可以用杏子加补气之品以防燥，杏水加蒜治腹泻；秋季梨熟，用小梨煮水和痢疾散以治湿热痢等。
1954年6月，夏国珍被选为楚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贡献了四帖祖传秘方，临床应用，均有奇效。
夏国珍不但为人治病，还教人防病、养身。他自己根据中医原理和医家养身健体之道，结合自己的工作生活特点，总结一套行之有效的强身益寿之方。他的生活很有规律，饮食定时定量，素食为主，不沾烟酒，饮茶也十分清淡。每天黎明即起，起居定时，在庭院中用“石锁”练功，年过九旬仍耳聪目明，腰不弓，背不驼，照样行医治病，终年101岁。

沈沉(1880-1962年）　　　　字芷馨，楚雄县东门街人。1906年入北京京师法政学校，毕业后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后，历任云南省高等审判厅庭长，高等检察厅庭长，四川、湖南、福建、江苏高等审判厅庭长等职，直至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失守后，才回归云南。因他执法刚正，不畏权势，敢于碰硬，人们送他一个雅号“沈铁头”。
沈沅工作认真负责，不徇私情。1939年，任云南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大理分院）院长。初到大理，即查知各推事积案数百件。沈斥责推事道：“如此办案不知坑害多少人民！”饬令两个月内清理积案。一次，发现一块桌布丢失后，立即追问下落，当得知是被崔首席检察官拿去做法衣衬里后，立令由他赔还，崔不得已作了赔偿。
鹤庆县县长周继福因贪污被告发。周亲到大理拜望沈抚，暗示沈如能庇护，则愿以重金相酬；若沈一意孤行，仕途定遭不测。沈沅领会周的来意，顶住了来自上下各方的压力，迅速立案，查明事实后，马上拘押了周继福。
沈沉查狱时，发现在押人犯多出一人，即向看守所长查问。原来多出之人名叫杨阿娣，因被丽江大商号鸿兴源小掌柜抢去同居，翌年回喜洲。杨阿娣亲属发现后，向警察局控诉，该局不但不受理此案，反将杨阿娣关押起来，在喜洲不便，又转送大理看守所寄押。沈沉传案对质，查明事实后，即将“鸿兴源”小掌柜关押在案。“鸿兴源”凭家大业大，立即派人到昆明四处活动，不惜重金买通权势，为之开脱罪责。连富滇新银行协理严宝成兄弟亦亲自来到大理说情，并施加压力。沈沅不畏强权，迅速提审结案，判“鸿兴源”小掌柜有期徒刑15年。严家兄弟不肯甘休，仍然在昆明八方奔走，四处活动。不久，沈沅即被解职，调往昭通。
沈沅刚到昭通，不少好心人就登门相劝，要沈沉即刻去拜望卢、龙两家望族，向他献上“护官符”。沈沅对此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不久终于遭馋被黜，流落昆明。此时，“鸿兴源”小掌柜已宣布无罪释放；周继福另调他处，仍然堂而皇之地当县长。沈沅不禁哀叹：法度不过如此！愤然登报，声明退出国民党。
沈沅居官多年，两袖清风，被黜后生计无着，只好回楚雄变卖家产，将东门街4号房屋卖给刘姓乡绅。楚宁师管区总干事邹某得知，愿以现金奉送。沈沉说：“怎受无功之禄？”仍将房产变卖，寓居昆明，艰难度日。抗战胜利后，得友人资助，转赴上海，以律师为业。时值选举立法委员，沈遂被选为候补委员，继又当选为立法委员。解放前夕，随立法院飞往台湾，在台湾高等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任职，后病逝于台湾。

刘建国（1929-1968年）　　　　楚雄鹿城人，1929年7月20日出生于一个小商家庭。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异，体格健壮，性情豪爽，颇具体育运动和戏剧表演才能。
1945年，刘建国在楚雄中学高14班学习时，受进步教师影响，接受爱国民主思想，参加组织“楚声剧社”，从事进步话剧活动。同年5月，当选“楚中楚籍同学会”主席，他参与领导了社会各界反对县长林景泰的联合斗争。1947年，他参加甘东、陈志宏组织的“读书会”，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并团结进步青年，为学校壁报《拓荒者》撰写文稿，抨击时弊，颂扬民主，宣传进步思想。
1947年，刘建国高中毕业后，曾任教于下关苍洱中学和宾川平川中学。1948年6月，加入“民青”。其时，滇西工委领导人陈柏松夫妇，因车祸身受重伤，刘建国与妹妹刘惠英冒着危险，前往大理福音医院护理。
1949年初，滇西工委派刘建国和段学洲回楚雄开展工作。刘建国到智明乡大深沟以教书为掩护，与王思文，胡廷骥、王绍熙、朱嘉祺等人，深入村寨，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组织“农抗会”，使智明、白花山一带的革命斗争蓬勃开展。同年2月，滇西工委书记黄平发展刘建国和段学洲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共楚雄城区支部，加强了对 “民青”和“农抗会”的领导，他的家也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点和交通站。1949年7月，刘赴滇西北汇报工作，归途受阻，遂参加边纵七支队，担任营教导员。在战斗中，他英勇顽强，有一次机枪手牺牲了，他抢过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打垮敌人的进攻，取得战斗的胜利。
云南和平解放后，刘建国担任双柏县工委书记。1950年3月改任县委组织部长，兼公安局长和税务局长。同年5月，双柏县发生土匪暴乱，他参加保卫县城，顽强战斗，打退了土匪轮番进攻，带领公安干警配合主力部队平息了全县匪乱，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52年整党，刘建国被劝说退党，调牟定县建设科工作。其后又遭错处，开除公职，清洗回家。1958年因“历史旧帐”判刑10年，1962年以表现好而提前释放。“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多次遭到批斗，不堪忍受凌辱体罚，于1968年11月8日含冤而死。在遗嘱里写道：“坚信党和人民对我终将做出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裁决”。1979年，刘建国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党籍和名誉。

徐从伙（1949--1970年）　　　　楚雄市富民乡耳东屯人。从小勤劳朴实，热爱集体，每天放学回家就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1966年小学毕业后，回家参加农业生产，为保护国家森林，他组织护林队，和小伙伴日夜巡逻在深山密林中。一次，森林失火，他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扑救，头发和眉毛烧焦了，他也不顾，和小伙伴们共同扑灭了森林火灾。
1969年4月，徐从伙应征入伍，成为铁道兵驻陕西某部战士。入伍不久，部队领导打算把徐从伙从工地调到炊事班，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只要为人民服务，干什么都行。”到炊事班后，他努力学习炊事技术，专挑重活脏活干，受到战友们一致赞扬。雨季中连队施工紧张，徐从伙就利用休息时间，把战友们的脏衣服收集来洗净烘干补好。
他在炊事班工作期间，为战友们补了300多件衣服。1969年夏，徐从伙调到转运站工作。他经常利用早晚时间，为驻地附近的军烈属、“五保户”挑水、劈柴、砸煤块。群众感动地说：“徐从伙真是我们看到的活雷锋啊！”有一次，一个初学游泳的战士不慎滑入江中，徐从伙毫不犹豫地跳入激流，救出了战友。又一次，一辆载重人力车从陡坡上翻下来，威胁着坡下人群的生命，在千钧一发之际，徐从伙用自己的身体顶住翻下来的人力车，下面的人得救了，而他却砸成重伤。徐从伙入伍近半年时间，就受到连队三次嘉奖，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7月加入共青团，197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0年10月12日下午，徐从伙正在江边洗菜，突然传来呼救声，下游不远处，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被水冲走了。他顾不得脱衣服，一个箭步跳入浊浪翻卷的江中，迅速向小孩游去。当他搂住小孩游向岸边时，一个大浪迎头扑来，他俩被卷进翻滚的漩涡，他仍旧紧紧搂住小孩不放。大浪过后，他奋力将孩子托在肩上，举出水面。“快、快救小孩！’，徐从伙的话音刚落，又被身后的巨浪卷入水底。战士和群众闻讯赶来，他拼命挣出水面，用双手把孩子举起，交给最早游来的战士，他吃力而坚定地说：“不要管我，快救小孩！”说完就被巨浪吞没！徐从伙生前曾说：“把方向定在共产主义大目标上，就得把劲头使在党交给的每项任务上，就得有为党的事业甘洒热血，为人类解放勇于牺牲的精神。”他用年轻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徐从伙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传开以后，楚雄县革命委员会、人民武装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县人民向徐从伙同志学习。陕西铁道兵部队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记一等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1971年3月4日，《陕西日报》以《把方向定在共产主义大目标上》为题，报道其英雄事迹，并发表短评。次日，又以《徐从伙的故事》为题，刊登了三则故事：《贫下中农的好后代》、《勇往直前的革命战士》、《一个高尚的人》，以及《徐从伙同志的话》，对其生平事迹作了补充报道。

蒋楚明（1925-1971年）　　　　原名蒋公权，楚雄鹿城人。1941年5月，省立楚雄中学高中肄业。他从小喜欢绘画，业余潜心艺术。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著名画家来到昆明，他有幸投师画家刘文清，且得黄耘石、黄君壁指点。1945年6月考入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
在校期间，蒋楚明追求进步，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他曾担任学生自办油印刊物《艺专旬刊》的编辑，宣传民主爱国思想。1948年3月，当选为艺专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同年9月，国民党当局要逮捕他，被迫逃亡上海。1949年5月参加浙东人民游击队，成为政治部文工队队员。同年9月浙东解放，任浙江军区二军分区政治部文工队副分队长。1951年1月在宁波军分区政治部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工作积极，成绩显著，两年间连续荣立3次三等功。1955年2月转业浙江美术幻灯供应社工作，担任编辑和编绘组长。1956年7月，浙江幻灯制片厂成立，他任副厂长，直到1971年7月病故。蒋楚明一生酷爱艺术，早年受名师指点，在艺专读书又得到绘画大师潘天寿的培养和赏识。他兼习中西画法，尤长于中国山水画，艺术造诣较深，曾当选浙江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他以笔为武器，服务于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其中国画、水彩画和摄影作品经常参加展出，并选载于各报刊，深受读者欢迎。
沈学恕（1914-1972年）又名沈道宽，楚雄市东瓜镇沈家村人。1933年，沈就读于楚雄中学，1936年考入省财政厅财政人员训练班，不久又改考云南省公路总局道路工程学校公费生，1939年毕业。
沈学恕对云南公路建设作出过贡献，曾参加禄凤段（禄丰至凤庆），楚永段（楚雄至永仁）测建工作。1941年10月在楚雄公路处工作，参与滇缅公路天子庙坡的改道设计施工。1948年调第四公路局下关工务段任帮工程师。在滇缅公路的养护和改道中，他主张路面应尽量采用弹石，方可减少养护次数，杜绝车辆打滑，加快行车速度；改路时务必遵循因势利导，线直避坡的原则，尽量减少爬坡及回头路，充分提高公路的使用效率。
1951年，沈被抽到昆洛公路担任一总段二工段长，五总段十六工段长。由他负责开挖的路面质量优良。在参加勐遮至勐满段及募乃至双江线公路的测量和施工中，他更改了不少处原测路线图纸，从而使路线缩短，施工速度加快，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
1956年，因“历史问题”被定为反革命骨干分子，管制二年。后因表现好提前一年撤销管制，在公路第六工程局仓库监督劳动。1958年，调回省交通厅公路工程局任工程师，分管施工测量工作，并为全局施工测量设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图表，使系统管理测量施工工作迈进了一步。他曾参加思茅至江城，东川汤丹至落雪，元阳至绿春，妥甸至三家厂，杨家庄至易门等公路的测量验收工作。工作中他爬高山，下深箐，攀悬崖，过峭壁，不避阴雨烈日，力争多看、多跑，多分折，多比较，勤记录，勤校对图纸，提出过许多更改图纸的合理化建议。他虽因“历史问题”长期被控制使用，但在工作上从未流露过不满情绪，一贯勤奋努力，积极工作，遇到困难，自己千方百计克服和解决，从未叫过一声苦。领导和群众评价他是 “一个不计名利，不计荣辱，不计劳苦，勤奋工作，为我省公路建设做出突出成绩的老黄牛”。
1969年11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因“历史问题”被遣送回到原籍劳动改造。1972年7月，因积劳成疾患腰椎结核，无经济能力医治，在沈家村病故。
1986年云南省交通厅公路工程局为沈学恕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

杨振新（1914- 1974年）　　　　白族，云南省凤仪县人。1938年4月云南医学专修科毕业后，任昆华师范学校校医。1939年12月，调任楚雄县卫生院院长。解放后，历任楚雄县西医联合会会长，楚雄专区医院卫生股长、副院长等职。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杨振新医术精湛，救死扶伤，为楚雄人民爱戴。
1943年，楚雄县霍乱病流行，死者甚多，为挽救患者性命，杨振新竭力向卫生主管当局申请，得到霍乱病疫苗30瓶，制止了霍乱病的蔓延流行。1956年，杨振新调专区医院工作后，为把医院逐步办成楚雄地区的医疗中心，他提出“医院建设应该向正规医院靠拢，使科室越分越细，越分越专，设备越添越精”的建设方向，并鼓励医务人员认真钻研业务，精益求精。1959年冬，楚雄州农村肿干病患者渐增，许多医务工作者讳言肿干病病因，杨振新通过实地考察，以科技工作者应有的求实精神，为肿干病下了 “综合性营养不良”的诊断，据此对病员进行治疗。
1966年，杨振新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于1969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院管制使用，停发工资，只发给少量生活费。1970年被下放基层医疗单位，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医疗工作。1974年8月2日病故，终年60岁。

谢良臣（(1894--1979年）　　　　字柱材，楚雄鹿城人。青年时出外谋生，到阿陋井经营盐巴生意。后回楚，在中大街开设土杂商店。1948年被选为楚雄县救济院院长，对所收积谷和募捐款勤加管理，使孤贫老残得以勉强活命；死者施予棺木，收殓掩埋。目睹旧社会的黑暗腐败，他积极支持子女参加革命。解放前夕，其三子谢树勋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女儿谢树英、四子谢树德亦参加革命，投身云南解放斗争。
解放后，谢良臣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民主改革和社会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协助党做好群众工作。1950年，其四子谢树德参加征粮工作队，任双柏县二区征粮队指导员，不幸被暴乱土匪杀害，牺牲时年仅21岁。他强忍悲痛又毅然送次女谢树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次当选人民代表和军烈属代表，因此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 “谢代表”。1952年当选楚雄县城乡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工商联合会常委。1956年后连续四届当选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出任县建设科副科长，其时，适逢楚（雄）双（柏）公路开工，他不顾年过花甲，时常步行一二十公里，到工地调查研究，及时解决施工疑难问题。1958年10月调任文教科副科长，并具体管理阅览室和小卖店。他总是早出晚归，烧开水，搞卫生，整理书报，经销物品，任劳任怨。1962年9月改任民政科副科长，1964年调州政协任常务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他就每天到西山公园，栽花种树，施肥培土，看管房屋，使西灵宫免遭大的破坏。1979年6月病故，享年85岁。

高廷灿（1912-1984年）　　　　楚雄市东华乡苴五村人，是大理国相国高量成之远系后裔。1935年毕业于云南省立楚雄中学初3班，先后拜中草药医生李五知和名医夏席斋习医有年，因其有一定语文基础，勤苦好学，又深得名师指点，医术遂日以精进，成为一方知名儒医。
高廷灿世居农村，崇尚医德，以治病救人为旨，从不计较药资多寡，对贫苦病人往往舍药免费，甚至供病者饮食。1947年旧历正月初一日，村人高廷必患急性肠胃炎，因顾及乡中习俗“大年初一不能入他人宅”而未求医，终至病情愈重，痛不欲生，万般无奈，才在门外呼唤。高廷灿得知，不顾家人反对，破例让病人入户就诊；见病情垂危，又让其住下，亲调汤药供给流食，翌日病情转危为安。归家时，又赠调理药三剂，一切费用免收，消息传开，乡人称颂不已。高行医一生，像这样的事情，何止一桩两桩。
土改时，工作队不明实情要判高廷灿以死刑，关押期间，群众不顾警卫人员阻挡，纷纷向高送钱，送鸡蛋和耙把，都说“高廷灿是我的救命恩人！”离开新街时，农民依依送别，不忍其离去，要求免高一死者，有五六十人之多。情况反映到县里以后，遂改判为死缓2年，又改有期徒刑，后提前释放。
某年，一些村庄痢疾流行，许多医生束手，高廷灿用中草药熬大锅药医治，病情得到控制，数日痊愈。
新街，是楚雄古老的农村集镇，文化基础好于同类地区，早在清光绪末年，这里便兴起了滇戏活动，继后发展到可以登台演出。高平时喜爱文艺，常去参加活动，是新街业余戏班的第四代玩友，善唱须生，曾与倪开儒、左金章等同台演出过。
晚年，在新街联合诊所行医，高虽双目失明，仍精心诊脉，认真治病，求医者络绎不绝，直至寿终。
江焕章（1923-1984年）　　　　楚雄市鹿城人。1937年楚雄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昆明航空学校，毕业后任少尉雷达通讯官。
1946年6月24日，江焕章同国民政府空军第八支队上尉参谋兼机长刘善本一起，驾驶着B-24型轰炸机起义，飞往延安投身革命，受到延安各界人士的隆重欢迎。中共中央为他们举行了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安排他们到延安各地参观访问。解放区如火如茶的革命斗争使江焕章深受教育鼓舞，主动要求参加人民子弟兵，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1947年3月，组织上分配他到河北省张家口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学校任教，他以校为家，以教学为己任，克尽职守。1950年以后，江焕章曾先后在军委空军司令部通讯处、军委空军通讯团、军委民航局通讯处及专业飞行队、航测大队、第二飞行总队等部门工作，历任通讯参谋、主任、股长、科长等职，为人民空军及民航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江焕章被戴上“假起义”和“反革命”的帽子关进“牛棚”，后下放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劳动，精神和肉体受到严重创伤。1973年江被安排在山西省长治县的一个地方小厂工作，仍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备受歧视。1977年他含忿辞职，和爱人一起回到故乡楚雄，赋闲幽居。
1982年7月1日他重新恢复工作，担任云南省民航局顾问。不久，增补为省政协委员。1983年10月，到北京参加了“颁发驾机起义人员证明书大会”，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的接见。从此，江焕章重又焕发了革命热情。他不顾年老体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到一年时间，就走访了昭通、保山等航站，就是最边远的耿马导航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84年5月，他又深人广南、富宁等专业基地检查工作。他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严于律己、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崇俭戒奢、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受到大家的好评。同年，当选为昆明市官渡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江焕章曾说：“我虽已风烛残年，但我愿把最后一分钟余热献给中国共产党，要为人民的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言行一致，直到发病前3小时，仍在忘我地工作。1984年7月10日，因脑溢血抢救无效，病逝于昆明，终年61岁。

高志远（(1920--1984年）　　　　原名高彤生，又名高道生，辽宁锦县人。父亲是公务员，两岁时生母去世，受到继母嫌弃，由祖母养大成人。高生性聪颖，成绩优异，六年小学，三年就读完。13岁入哈尔滨东特一中。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东三省的沦陷，国家之耻，民族之辱，战乱之苦，使高志远再无法静坐求学了。他放下课本，走出教室，和千千万万东北流亡学生一道，辗转奔波，悲歌慷慨，宣传抗日救亡。
1938年他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到达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学会英、日、俄、法四门外语，同时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秘密组织“学运”、“文运”等革命任务。联大毕业后，任中共昆明市西北区委书记和市委委员，在白色恐怖下为云南人民解放忘我地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共云南省纪委办公室主任，省政府监委秘书长等职。1954年8月，高志远调任楚雄地委委员兼楚雄县委书记。在任期间，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山区，了解群众生活生产情况，和他们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无论文件、报告大部分都亲自动手草拟。他博闻强记，重要文件可以背诵。为了尽快改变楚雄面貌，解决楚雄坝子生活生产用水，他不分昼夜工作，甚至忘了吃饭睡觉，提出并审订建尹家嘴、中石坝水库规划，很快施工建成，受益至今。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重大决策，总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深思熟虑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对农业合作化问题，他认为山区坝区不要一刀切；对山区生产，他认为要注意水土保持；对森林资源，他提出不能“只伐不育”。 1958年2月，即因上述观点，被错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撤销原有职务，工资降十级，留用察看的处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健康日趋恶化。在酷热的元谋棉作站，他终于被水肿病摧垮。回楚住院期间，他仍关心国家大事，坚持看书报，继续钻研数学、外语。在他熟悉多门外语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套简易的速记法。
1960年9月，高志远摘去右派的帽子，调昆筹建云南大学图书馆，后任命为副馆长。他亲自拟订计划，奔走书店购书、算帐，提供各系教学科研资料，并送书上门。平时总是手不释卷，孜孜不倦地学习，读书入迷，常常不知身在何处。1966年初，为照顾夫妻关系，高调回楚雄州图书馆。“文化大革命”中再次罹难，在长期受压抑的境遇中，仍有许多成年人和青年学生向他求学，他以渊博的学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义务给他们一一辅导，培育了一些人才。
1979年9月右派改正，高恢复党籍和原工资。1980年当选为楚雄彝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终因积劳成疾，病重入院。在病中，带病辅导青年们学习数学和英语，去世前不久他还打算编一本简要的数学辅导材料，专供青少年升学之用。但病情日益恶化，于1984年8月26日病殁于昆明，终年64岁。
他的战友、学生、同志，怀着痛惜的心情，有的千里迢迢赶来悼念，送来不少挽联，其中一联概括了他坎坷的一生，表达了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红旗指路，从东北到西南，纵贯万里神州，默默无闻中，曾经幽燕学潮、大别风雪、巴蜀风雨、云岭惊雷，沧海再桑田，烈火识出真金后，忠骨英灵埋边疆；
丹心报国，自少年至重病，博览百科群书，孜孜不倦里，钻研数理奥秘、诸门外语、马列经典、历代史实，律己又教人，热血浇开鲜花日，慈容笑貌留人间。

谢同仁（1899--1986年）　　　　字尚恭，楚雄鹿城人。1921年楚雄县立中学毕业后，随父学染布。1927年春入教育界，先后执教于龙泉、虎阜、鹿城、凤山、大小云甸等各级小学。1938年和1945年两次出任县教育局督学。1951年加入染布同业公会， 1956年积极拥护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染布。1958年转入县日用品厂，1962年退休回家。
谢同仁在回顾一生时说：“我所走的是一条三育大道，取德育以正其身，智育以充其识，体育以强其体，琢而磨之，研而用之，更推而广之，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足，社会文明。这也是我的志向和服务态度”。他一生注重实践，并善于总结经验。致力教育24年，从学生招收、教材选择、校园环境到教具设置、各科教法、学生差异均有独到的见解。譬如，他主张通过园艺劳作，栽花、种树、养鱼、种蔬菜，美化学校环境，培养学生勤劳习惯和对美的感受。待到蔬果鲜美，池鱼发达，花木茂盛，成了美景画图，师生置身其中，心畅意舒，潜移默化，品学自然进步。•作为教师，他十分注意自身修养，努力做到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为人师表。1938年3月办夜校时，他拾到一只金手镯，交还失主，平息了一场家庭风波。失主极为感激，设酒款待，并以现金酬谢，但他慨然拒绝：“俗话说，施恩不望报，望报不施恩，物归原主，理所当然，钱请收回，切莫恼坏我也”。一时传为美谈，省报曾以《楚雄教员谢同仁拾金不昧力拒酬金》为题，给予登报表彰。在督学任上，他认为：“督学洁己以廉，则办学者处身无愧；若督学贪鄙，则办学者糟不可言，因此正人必先正己”。故此，他下乡不用夫马，只带个随从，步行视察。他和蔼可亲，与人为善，对学校存在的问题，或教育或批评或建议，谆谆诱导，但对贪污行为，则从不宽免，处之以严。谢同仁一生勤谨俭朴，性情淡泊平和。退休后，他把家中的二工地，一工送学桥街蔬菜队，一工则开挖自种。由于勤于耕作，又善学习，蔬菜种得极好，除供食用外，还可部分出售。其家庭院不规则平整，他因势就形，精心布局。为丘为台为坎为池，栽花养鱼，种草植树，收拾得清幽雅致，别具匠心。劳作之余，他看书习字吟诗作对，借以陶冶性情。1983年后为地方志办公室撰写回忆，提供资料，弥补了清末民初文字史料的不足。1986年3月病故，享年87岁。

马超群（1901-1987年）　　　　原名马汝骏，回族，楚雄市吕合镇钱粮桥村人。马家祖辈均以务农为主，兼做生意。父亲马再臣靠贩卖鸦片发了财，成了当地首富。
马超群幼时读私塾，后上钱粮桥小学。小学毕业后跟随父亲马再臣往返三街等地做大烟生意。不到20岁，马超群就离开父亲，独自走私贩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从用骡马偷运，到用汽车、飞机、武装押运，销路也由昆明扩展到重庆、上海、香港、东南亚乃至美国。还在钱粮桥私铸银币投放市场，人称“马板”。马超群为进行走私活动与国民党的公安局长、军长、市长、省长和美军飞行队长等相勾结，这些军政官僚接受马超群的巨额贿赂，而且欲壑难填，没完没了，这使有一定正义感的马超群越来越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本质，逐渐走上了反对国民党政府、支持正义、支持革命的道路。举世闻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他曾捐资30万元；李公朴先生创办“北门书屋”时，他也解囊相助；为此，闻一多先生特为他治印一方。1947年马超群在上海，时逢震撼全国的青年学生反饥饿斗争的高潮，有个滇籍学生在复旦大学筹建学生进步团体“云南学会”，马曾为学会捐国币一百万元。不久，这个革命青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又设法营救其出狱。
1948年8月，马超群在香港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要求他回昆明支持民革革命活动。不久，万保邦组织武装起义，攻打蒙自，他又以巨资相助，此事曾引起国民党特务头子沈醉的注意。1949年3月，卢汉决定成立“滇西关禄段护路总队”（简称“西护队”），委任马超群为少将总队长。民革中央又以龙云的名义委任他为滇西独立旅少将旅长。
“西护队”初建时，正值国民党政府四处抓兵派款之际，农民青年子弟都不愿为国民党当兵卖命，马超群利用自己在地方的声望和影响，招募了一批国民党退役官兵及农村青年，组成了两个大队。后来活动在江川一带的游击武装郑凤章部，被国民党部队围困在安宁一带，派人向马超群求援。马通知他们夜间集合在公路边待命，让两百多名游击队员戴上“西护队’夕的臂章，冒充西护队从玉溪招募的新兵，开回楚雄，编成第三大队。后来第三大队成了“西护队”的主力。
1949年春，“西护队”以精良的美式装备一个师的编制正式组建起来了，整个总队组建、武器设备、车辆被服及一切军需给养的全部费用，都由马超群私人支付。
“西护队”组建后，马超群不断分析国内形势，认为“国民党靠不住了”，反蒋势在必行，但“不能走万保邦那种单枪匹马，搞武装起义的老路”，因此，“必须跟共产党走，才是可靠的出路”。谋略既定，他就迅速派出人员找地下党联系，与“边纵”第八支队建立了联系。支队领导两次给马复信“需向上级汇报后才能决定”。马超群又直接到路南圭山找到“边纵’，总部，总部复信马超群：“欢迎你参加革命，详情随后派人来面谈。”并多次派人与马联系，指示他“要充实力量，听候指示，不必马上转向公开活动”。马超群随即想法购买了300支步枪、20挺机枪、10万发子弹充实自己的力量；并又先后订做了3000多套衣服，3000个平底口缸，购买了200支步枪，65000发子弹及1.5万元半开，支援“边纵”八支队。4月，中共昆明市委派王平等20余人到“西护队”成立政工室。9月，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密电马超群，要“西护队”护卫省政府的24辆卡车安全到达大理，马超群表示接受任务。当卡车开到楚雄后，马又暗中派人炸毁了牛凤龙公路桥，将车接到楚雄加以“保护”，车上装的全是机要档案、黄金白银和现钞，这些财宝到云南解放后全数移交省人民政府。10月，边纵“西进部队”派何云鸽与八支队陈海一起在“西护队”开展工作。
12月8日，马超群在昆明得知卢汉决定起义的消息，急忙赶回楚雄与陈海、何云鸽、王平等商议及时起义。深夜请来了楚雄县长杜震东和一八四师师长瞿琢，共同在事先拟好的起义文稿上签了字。
9日凌晨，“西护队”在东山公园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操场上召开了西护队起义官兵大会。会上，马超群宣读了《起义宣言》，宣布起义。
12月10日，滇西护路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暂编总队”，马超群任总队长。后调任省军管会工作，在离队前他嘱咐下属听共产党的话，服从指挥，听从命令。
1951年1月，马超群请假到上海了结商业旧帐，途经贵阳时，以“企图外逃台湾”罪被云南省公安厅拘捕，关押于贵阳监狱。随即解回云南，拘于陆军监狱。1955年经审理后判无期徒刑，投入劳改。
1975年，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属于错捕、错判，给予释放，恢复公民权，按起义人员待遇安排到省文史馆工作。1983年患喉癌被四弟马汝骧接到香港就医，回国后仍未痊愈，于1987年在昆明去世，终年86岁。

丁楚（1923-1987年）　　　　字季芃，楚雄鹿城人。6岁就读于三校（今北城小学），7岁时从树上摔下来跌伤，被庸医误治而残废，因而失学，在其父丁其彦及长辈指点下，读些古今诗文，借以识字发蒙。他敏悟强记，刻苦上进，学业优于同辈。
为将来谋生计，15岁时拜楚雄名医夏席斋为师，开始学习中医。受业5年后，于1942年在其母的扶助下，开设“楚芝堂”应诊。次年，陆光鑫返楚，以医济世，复收丁楚为徒。陆公为一代宿儒名医，精通医典，经验宏富，对丁楚尤为怜爱，尽平生之所学，悉心传授。诊余，为丁楚讲解医家经典，令其熟读成诵，且抄写两遍以上，告诫他说“非此不能学得，非此不能学成”。又时时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及良效方剂，书之于纸，交其存用。丁楚在多年应用中，均屡试不爽。与此同时，丁楚为陆光鑫处方配药，亦留心学习，每遇疑难，即虚心求教，并收集疑难大症良方600余帖。陆光鑫最重医德，常叮嘱弟子：“治病救人是为医之道，不能着眼于钱财；病人有求于己，切不可分官绅贫富。”丁楚对于先生的教诲，刻骨铭心，身体力行。
丁楚饱尝庸医误人之苦，干医道未敢轻心，终身刻苦钻研，孜孜以求，谦虚谨慎，精益求精。1956年他参加县联合诊所，1958年转为县人民医院医生。他曾说：“人命关天，岂可儿戏！”故为人治病，一丝不苟，十分慎重。每次处方，他均一式二份，自留一份作患者复诊之参考；事后将有价值的处方剔出，经整理作医案保存。而且每次按方配药之后，他于品类剂量均对方复检，丝毫不怠。丁楚一生谨遵师教，唯以治病救人为念，无论贵贱贫富皆一视同仁，无论上班下班之时，对患者均有求必应。为培养人才，他利用工作之余编写教材，传道授业，毫无保留，先后带徒14人，其中7人已获医师职称。丁楚的医德和医术为人赞许，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医务工作者，当选为州、县人民代表。
丁楚生活俭朴，于名利尤为淡泊。他常言：“知足则足，终身不辱；知止则止，终身不耻”。但于医道研究，则不知止足。平素节俭，购置医书则不惜重金，故其藏书甚丰。1972年丁楚退休在家，仍为县医院义务门诊。1986年受聘为州福利医疗所医师，且收2名残疾青年为徒，竭力传授，关怀备至。丁楚行医40余年，患者馈赠礼物，他一概拒受，反而常备缺药和药引赠送患者。80年代期间，社会上“拜金主义”风起之时，他身怀良技而不为动，殊属难能可贵。1972年后，丁楚不顾疾病缠身，开始整理陆光鑫遗稿，历经10个寒暑，乃成书5部，在编后记中说：“我不计浅陋，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整理先生遗稿，以表我感激之情，也借此纪念先生，此书若稍微有助桑梓医疗事业的发展，也就无愧于先生，无愧于我心了。”接着他又着手整理加工自己的医案和著述，编辑为《中医基本功传习录》、《古今名贤妙方集注》、《医经选读》、《诊疗日记》、《常见病验方》、《良效方》等13部，约700余万字。1987年9月3日与世长辞，临终前犹为人治病，真正是“春蚕到死丝方尽”，目睹者无不感动而潸然泪下。作为一个身残志不残的知识分子，为楚雄中医事业奉献了一生。

民国时期楚雄籍在外地任职部分人员名录
黄　实　　　　字衡秋，1927--1929年任江西省政府委员、财政厅长、代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参谋长，1936年授中将军衔，中国国民党第三、四、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邓振铨　　　　字镜寰，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第十七军参谋长。
陆光荣　　　　字达安，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甲班毕业，曾任云南护国军少将参军，云南军事委员会委员。
宋永康　　　　字平阶，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丙班毕业，曾任云南护国军陆军少将， 1937年云南特区对汛督办。
姚必光　　　　字宗虞，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丙班毕业，曾任滇军督练官。
王三珩　　　　字荆州，1918年任驻粤滇军旅长。
王开明　　　　滇军少将旅长。
谢文树　　　　孙中山大元帅府巩卫军上校团长。
李世德　　　　彝族，云南护国军旅长、河口督办。
董起龙　　　　驻粤滇军上校团长。
张之荣　　　　驻粤滇军团长。
周朝政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八师团长。
朱文远　　　　云南护国军第三师军需处上校处长。
李世荣　　　　1937年黄浦军校5分校11期毕业，曾任国民政府第六兵团司令部参谋处第二课课长、云南省保安司令部直属情报组组长。1975年任北京东城区政协委员、专员。
陈元德　　　　1948年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马复初　　　　1940年第十一预备师44团上校团长。
卜仲庸　　　　国民政府32军联络处处长。1975年后任楚雄州政协委员。
赵树藩　　　　国民政府93军277师政工处长，上校参谋。1950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暂编13军38师政治部主任。1979年选为楚雄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王永纲　　　　抗日战争期间贵州省贵节师管区补充一团团长。
刘清泉　　　　字鹤安，韶州讲武堂第一期毕业，任职未详。
谢朝忠　　　　字良弼，韶州讲武堂第一期毕业，任职未详。
文朝贵　　　　字衡秋，韶州讲武堂第一期毕业，任职未详。
谢葆光　　　　新疆和田县县长。
张家麟　　　　福贡设治局局长。
黄正朝　　　　石屏县县长。
陈念祖　　　　禄劝县县长。
丁时俊　　　　马关县县长。
倪肇鹏　　　　洱源县县长。
李悦立　　　　呈贡、玉溪、宣威县县长，云南省政府人事室主任。
韦守朴　　　　华宁县县长。
丁伯芃　　　　镇南县县长。
段宝光　　　　抗日战争期间任保山华侨中学校、师范学校校长，日机轰炸保山，在掩护学生时殉职。

解放后楚雄籍在外地工作部分人员名录
谢祖佑　　　　字启文，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任滇桂黔边纵队6支队32团政治处主任，1950年后在沾益县工作。
甘　东　　　　原名甘德让，曾任北京建筑工程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刘　焱　　　　1947年任中共南开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解放后历任南开大学教务长、教授、研究生导师、周恩来研究室主任。
杨光俊　　　　云南大学校长、教授。
况　铣　　　　昆明医学院麻醉学专业主任、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周金良　　　　美国田纳西大学化学博士，台湾中正理工学院教授。
何为民　　　　原名何应福，云南省经济贸易厅副厅长，中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商务参赞。
邢德茂　　　　昆明钢铁公司总工程师，云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院长。
鞠定国　　　　鞍山钢铁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曹洪森　　　　昆明军分区副司令员。
董琼美　　　　成都军区军训部部长，大校军衔。
王　彬　　　　保山军分区参谋长、云南省军区师职军事调研员，大校军衔。
陈永昌　　　　广西百色军分区政治委员，大校军衔。
卜为域　　　　昆明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云南省劳动模范。
刘瑞生　　　　原名刘森，天津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秘书处处长、政策规划处处长。
刘金吾　　　　女，云南舞蹈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导。
杨克己　　　　南京河海大学教授。
顾　峰　　　　昆明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段学洲　　　　中共楚雄县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昆明第27中学高级教师。
李作仁　　　　1956年云南省交通厅公路工程局桥工处处长、工程师，1984年离休，聘为省重点公路指挥部技术顾问。
陈志宏　　　　1948年参加中共地下党，曾任边纵32团政委，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调研员、副研究员。
陈仕文　　　　北京印刷学院教授。
陈仕武　　　　沈阳冶炼厂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卜其锐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院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楚雄市籍及市内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名录
张毓吉　　　　楚雄一中、楚雄师专校长，高级教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楚雄州人大常委副主任。张毓吉老校长出生于1931年，195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同年被分配到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一年后在“反胡风反党集团”时受牵连，被发配回云南，先后在楚雄一中、楚雄师范和大姚一中任教。即后，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先后在元谋新民农场和吕合煤矿接受“劳动教养”。“平反”后组建鹿城建筑队。“四人帮”粉碎后进一中任教师、教导处副主任、校长等。
张克忠　　　　北京故宫博物馆副研究员。
王耕夫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杨　德　　　　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副教授、博士。
段学海　　　　云南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副教授。
刘　尧　　　　云南省电力干部学校副校长、副教授。
王吉坤　　　　云南省冶金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高级工程师。
王文桂　　　　中科院昆明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赵祀仁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一一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黄志荣　　　　攀钢冶金矿山公司高级工程师。
卜其翔　　　　云南轴承总厂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王思孔　　　　贵阳中建四局一公司子弟中学校长、高级教师。
竺玉书　　　　化工部涂料工业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倪家寿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吴健周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公司高级会计师。
王文志　　　　云南印染厂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杨金寿　　　　云南林业机械厂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鞠定德　　　　云南师范大学太阳能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谢祖武　　　　云南省煤矿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陈仕周　　　　云南省设备安装技校副校长、高级讲师。
王淑轩　　　　女，浙江省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丁弘纪　　　　四川绵阳市730厂高级工程师。
熊宗禹　　　　上海上钢三厂钢研所高级工程师。
江铃章　　　　成都刃具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马绍云　　　　回族，云南省群众艺术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叶　凡　　　　广东联亚鞋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马绍华　　　　回族，甘肃省西北铅锌冶炼厂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